在史学发展史上，以往也有史家在史学工作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热情，司马迁和班固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跟班固相比，唐代史家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们明确地承认唐皇朝“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不像班固那样不承认秦、项的存在而反复申言“汉承尧运”。在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个问题上，唐代史家显示出了更加客观的历史见识和更加豁达的政治度量。第二，他们更鲜明地表现出向前看的自信心，认为唐太宗时的“政化”是“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足可作为现实政治的楷模，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已不像班固那样热烈歌颂了。在是否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这个问题上，唐代史家确有超过前人的地方。跟司马迁《史记》相比，唐代史家的不少历史撰述在本朝就发挥出了社会作用，不像《史记》那样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甚至还被诬为“谤书”。
唐代史家在史学工作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怀，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十分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5]这显然是受了《隋书》史论中以秦、隋相较总结历史经验的思想的影响。从唐太宗的政治实践来看，他的这些话并非虚言饰词。甚至可以说，他愈是接近晚年，愈是重视史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封建帝王中，像他这样把政治器局同历史见识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是不多见的。唐宣宗李忱是晚唐时期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史家称他统治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6]。这或许有溢美的成分，不过唐宣宗的确是很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的，他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7]。他是把它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这跟他的政治统治不能没有一定的联系。《贞观政要》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
唐代史家推重秉笔直书，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专篇，张大、弘扬直书精神。这首先是为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以求得存信史。吴兢参与重修《则天实录》，涉及宰相张说曾诬证魏元忠“谋反”事，张说屡请更改数字。吴兢拒绝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8]他终于没有修改这事。晚唐史官魏謩说过这样的话：“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9]求实、取信，是历史撰述的最根本的原则，唐代大多数史家是恪守这个原则的。同时，“直书”也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唐太宗问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耶？”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10]史官杜正伦也向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11]另一位史官刘允济自白：“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12]关于班、陈的说法，只是传闻，但刘允济为史之志的境界诚然是可贵的。这些，都反映出史家关于“直书”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这里也可看出，对于好的史家来说，秉笔直书和政治情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二、史学和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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