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章学诚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也是从孔子作《春秋》讲起。司马迁重视“述往事，思来者”，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精辟见解。在他以下，史家或史学批评家看待史学的社会作用，多强调鉴戒、惩劝，也有讲有益“风化”和“名教”的。
唐太宗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之叹。作为封建皇帝，他认为史籍可以使其“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13]。这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指出了史学的作用。刘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职》两篇最为突出。《史官建置》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刘知幾认为，史学之所以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借此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从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愿望和要求。这是从理论上说明了史学所具有的教育作用。《辨职》进而提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三种情况，即：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14]
这好像是从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来判断他们的等第，其实，所谓“彰善贬恶”“郁为不朽”“名重一时”，也都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表现。明确提出“史籍”的“为用”和史学的“为用”，这是中国史学上经世思想的新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十六个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撰述的旨趣。在史学发展上，由史学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的目的和用途在于“将施有政”，这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史学家之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确立。自称“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写道：
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驰骋百家，日通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15]
这一段话，把《通典》的“经邦”“致用”的主旨阐述得十分清楚。他把“经邦”看作是“致用”的主要目的，他说明“立事”“师古”“随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把“立事”落脚到“随时”上；他认为《通典》不论“施于文学”即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施于政事”即在政治事务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这就充分说明，《通典》确非一般“文章之事，记问之学”所可比拟。杜佑的另一个同时代人权德舆认为，《通典》一书，“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6]，也是从经世致用方面来看待此书的。由于《通典》具有“将施有政”的撰述旨趣，以及它在历史编纂上的许多创新和特色，故其问世以后，“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17]。这反映了它在中唐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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