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在史学上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基于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信念。他不满于“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18]，而是通过考察和撰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寻求“匡拯”的方略。《通典》跟以前的史书相比，在旨趣上显示出明显的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作者一方面在政治信念上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在史学经世致用宗旨上的自觉性。这二者的结合，使杜佑成为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史学家和有历史器局的政治家，他60年宦途留下的政绩和以36年工夫撰成的《通典》巨著，表明他在政治和史学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通典》“将施有政”即“致用”“经邦”的作用，远不止是“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这只说明了它在内容上的贯通和条理上的清晰。《通典》的经世致用作用，至少还有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杜佑对封建皇朝国家机构各种职能在总体上的逻辑认识。
他在《通典》自序中写道：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稗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罚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9]
在杜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史学家把封建皇朝国家机构的各种职能作如此严密的和合理的概括。《通典》“大为士君子所称”，原因之一，就是被它的逻辑力量所征服。人们从这种宏观的逻辑的概括中，清楚地看到了国家机构运转的情形，“士君子”们也从中看到了在这个运转中各自所处的位置和作用。这在政治实践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杜佑对国家机构各方面职能不是作完全平列地看待的。他认为“教化”是“理道”的首要任务，而“足衣食”又是“教化”的基础，所以他把“食货”即经济方面的职能列于首位。“教化”是唐初以来的一项国策，“食货”是中唐时期的紧迫问题，这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一方面要抓意识形态，一方面要抓物质生产。杜佑的这种认识的理论价值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对建筑在其上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作用”[20]。杜佑是中国古代史家第一个达到这种认识成就的人。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使《通典》成为封建社会中经世致用的历史著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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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唐代官方史学弊端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第八章 唐代史学论稿内容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