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官，主管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然而，正是这个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9]；“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10]。《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11]这里，《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其二，左监门大将军钱九垅本系皇家奴隶，“敬宗贪财与婚”，嫁女予钱，“乃为九垅曲叙门阀，妄加功绩”，使钱九垅在“国史”中居显要地位。其三，“敬宗为了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并把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尉迟敬德名下。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冠以“名将”头衔，等等[12]。许敬宗就是这样一个把史职当作谋财、窃位、诬人、盗名的工具的人。《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13]他原来是要靠着曲笔作史来成立“门户”的。这种人，正是刘知幾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哪里还有一点史家的味道！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作史，就是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通不过。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14]，就是最好的证明。
唐代历朝均有实录。“实录”者，史官照“实”而“录”也。若史官所“录”非“实”，后人改正，加以重修，应是无可厚非的，如唐高宗诏令刘仁轨等改修许敬宗所撰国史即是。反之，若所“录”属“实”，他人妄加篡改，自然也成为一种曲笔，如许敬宗删改敬播所修国史即是。这后一种情形，在唐代史学中是屡有所见的；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某种势力的需要，令人改写“实录”，曲笔为史。譬如，唐文宗时，围绕着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一场激烈的争论[15]，以及文宗在宦官的压力下诏令路随等改修《顺宗实录》[16]，武宗时对《宪宗实录》的改修，等等，亦属于类似的情形。“实录”和“国史”是官修史书的主要部分，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尚可恣意删改，曲笔为史；那么，其他官方文书，则可想而知了。
唐代史官作史，往往“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17]。有的行状，由于作者态度端正，方法严谨，基本符合事实，足以反映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如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就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写成的，因而深得史家称赞。但是，也有许多行状并非都以事实作为根据，一旦采入“正史”，亦成曲笔。唐宪宗时，史官李翱指出：“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18]李翱从行状的内容到形式，从作者的身份和目的等方面，对于唐人行状虚妄的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所谓“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既无“古风”，又非“实录”，正是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去杜撰人物的传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曲笔。李肇《国史补》卷中记载说：“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如果说，李肇所记，是属于一种罕见的例子，那么，李翱所论，则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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