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汉书》学[1]
人们都非常熟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被称为“汉圣”，足见其研究《汉书》功力之深。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3]。由此亦可证明杨汪学术之精深。炀帝时期有位光禄大夫于仲文，曾任“右翊卫大将军，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30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上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4]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音义）》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王仲通，《隋书》无传。《隋书·韩擒虎传》记：王仲通，朱崖人。其兄王万昌于隋文帝仁寿初“作乱”，旋败；俄而“仲通复叛”，亦被“讨平”。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唐高祖时，曾任廉州刺史与鄂州刺史的颜游秦撰《汉书决疑》一书，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颜游秦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叔父，所撰《汉书决疑》12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颜师古既受叔父启迪，乃继承家学，钻研《汉书》及前人研究《汉书》成果，终于成为唐初《汉书》学的一代宗师，且对后世《汉书》学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5]。颜师古的注《汉书》，用力至深，“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6]，极为恰当。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发展，在当时是有广泛的基础的。萧、包门人数千，颜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齐名，皆致力于《汉书》学。这些，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人热衷此道。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又是得到当时某些统治人物的重视和支持的。杨汪任国子祭酒，隋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萧、包讲学，门生以千数，没有统治集团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出现的。颜师古注《汉书》，更是当朝太子支持的；注成之后，又得到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赏识。敬播注《汉书》，则是在唐太宗的重要辅臣房玄龄的具体指示之下进行的[8]。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是十分重视《汉书》研究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对《汉书》这样感兴趣？《汉书》学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并成为显学，而《史记》却“传者甚微”？唐初的历史家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作了回答的。他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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