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9]
《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王命论》的“汉德承尧”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把刘氏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可见，唐人是窥见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要点在于：它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需要和产物。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一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皇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以体现“汉绍尧运”。这就未免太荒谬了！班固的这个主旨，正是迎合了封建皇帝“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反之，若是按照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写法，岂非每一个新的皇朝的历史都得“编于百王之末”了。这是历代封建皇帝所不肯甘心的。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即《史记》《汉书》《汉纪》）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际，《史》《汉》的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即便在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笔下，亦不例外。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史记》为体不当，撰述烦琐，“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10]。在他看来，《史记》是不足取的。可是刘知幾对于《汉书》的评论却完全是另一种口气，他写道：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1]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刘知幾对隋唐之际《汉书》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一个理论上的总结。
今天，我们是把《史》《汉》并提，马、班同列的。作为著名的史书，它们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古代史学大师，他们也都有本身的长处。但班固那种反对把本朝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历史学观点，是应当摒弃的。
[1] 原载《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
[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刘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1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页。
[4]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包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6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5657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记；“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页）
[9]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957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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