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对唐朝史馆修史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史馆修史已经糟糕到了这种地步：“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刘知幾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3]他对史馆的批评，都是出于亲身经历，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只有一点是需要加以澄清的，即刘知幾所经历的史馆修史当在何时？据《史通》原序及《旧唐书》本传，刘知幾任史职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止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这就是说，刘知幾任史职时，上距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建立史馆已有70多年的历史。唐史馆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史官们撰写前朝史的盛况，早已风光不再，而刘知幾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一事实表明：唐太宗、唐高宗时的史馆既非常态，而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亦非常态。唐太宗时期史馆修史的高效及其成就、自有其主客观条件所促成，即：一是时机，二是人才，三是人才的合作。本文意在就此发表一点粗浅之见，以彰显唐初史家群体的风采及其在史学发展史上的成就。
一、三十年间撰成八部正史
唐初统治集团重视史学，对撰写前朝历史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就提出修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次年颁发《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4]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二史，北朝的魏、北齐、北周、隋四史。这道诏书的要求，虽因全国形势尚未稳定、组织工作不力而无任何具体结果，但它却开启了唐初史馆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5]。所谓“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以及隋五朝正史。次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南”[6]。自此，唐朝正式设立史馆并承担着撰写前朝历史和当朝国史的重任，而宰相是史馆修史的直接领导者。在此后的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据了1/3。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段辉煌的纪录，兹略述如下：
——关于修撰“五代史”的分工及其合作机制，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7]
这段记载，除了表明撰写“五代史”的分工情况外，还涉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北魏史因有北齐魏收《魏书》、隋朝魏澹《魏书》两家而不必重修；二是魏徵协助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三是令狐德棻参与撰写北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十分高兴，说道：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8]
这是唐太宗关于史学的一篇重要言论。他指出了史学的社会功用，总结了前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教训，进而表明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面对唐初史家群体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这番话，也反映出了史家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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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唐代官方史学弊端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第八章 唐代史学论稿内容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