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敕撰《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9]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诏书还追述了从传说时期至唐初的史学工作，肯定了史学所发挥的“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的积极作用。同时，诏书认为以往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说它们有的“烦而寡要”，有的内容空洞、“滋味同于画饼”，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等；因此，唐太宗“遐想寂寥，深为叹息”，故要求史馆重修晋史。[10]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等奏上新修《晋书》一百三十卷，[11]因唐太宗撰写了四篇史论，故题为“御撰”，时称新《晋书》。《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了唐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和对史书修撰新的要求。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等奏上《五代史志》三十卷。史载：“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12]此书自贞观十七年始撰，至此历时十三四年乃成。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表上之。《唐会要》记：“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著《隋纪》二十卷。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13]
综上，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在这30年中，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且均流传至今。这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壮举，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
二、唐初所修八史的成就
上述八部正史的产生，都得力于唐初的史馆，其中“五代史”（包括纪传与志）、《晋书》自不待言，即使是《南史》《北史》虽非敕撰，但撰者李延寿也是凭借在史馆修史期间，经多年的抄撮、连缀、删削、补充“八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上述参与撰述的史家们又各有专长，或在主观意向上，或在客观配合上，形成了分工合作、各骋其才的学术机制，终以成就大业。在这方面，是有值得思考和总结之处的。
唐初史学家群体对史学和历史撰述的认识起点高。令狐德棻建议修前朝史时讲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将来”。而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也说：“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还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14]这无疑有政治上的考虑，但这种考虑是以对历史的重视和对未来的责任为前提的。质而言之，他们认识到历史撰述对今人和后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六代史”虽一时没有结果，但这种思想却是唐初史家群体的共识。唐太宗对诸家晋史的批评，集中在这样两点，一则是“才非良史”，二则是或缺创始或缺中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晋与唐之间，隔着南北朝和隋，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唐太宗能够提出重修晋史的主张并为众多参与《晋书》撰写者的赞同而付诸实施，表现出唐太宗确有史学上的自觉与睿智。
当然，唐初史家群体对史学与历史撰述认识的起点高，还表现在“五代史”和《晋书》《南史》《比史》撰述的实际处置的许多方面。如：
——《梁书》《陈书》对北朝不以“索虏”相称而称其国号，《周书》《北齐书》对南朝也不以“岛夷”相称而称国号，这是对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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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唐代官方史学弊端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第八章 唐代史学论稿内容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