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历史文献学来看。早于《史通》成书半个世纪的《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乙部（史部）论列史书凡13个分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每一分类皆有小序，考其缘起，述其流别。显然，这13个分类所囊括的史书，无论在内容、种类、体例等方面，都是《六家》《二体》无法包举得了的。当然，刘知幾所论“六家”“二体”，系指“正史”而言。《史通》另有《杂述》篇，专论10种“杂史”，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那么，能不能说，《六家》《二体》再加上《杂述》，就可“纲维百代群史”呢？就可以说“史之流品，穷之于此”呢？答曰：否！首先，《史通·杂述》篇论说“杂史”，失之过简，与其论说“正史”的篇幅相去甚远，不成比例。这说明刘知幾对“杂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隋书·经籍志》的撰者。其次，《六家》《杂述》所举史书的种类和体例，亦远不如《隋志》史部书那么丰富。若将二者作一比较，就可发现：《隋志》之正史、古史、霸史、起居注等类，《史通》皆为正史；《隋志》之杂史类，《史通》则为偏记；《隋志》之旧事类，《史通》则为逸事；《隋志》之杂传类，《史通》则析为郡书、别传、杂记；《隋志》有地理类，《史通》有地理书和都邑簿；《隋志》有谱系类，《史通》有家史类。这是二者的相同（或者说是大致相同）之处。二者不同之处，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史通·六家》篇，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入于“正史”，而《隋志》则均著录于甲部（经部），这是刘知幾的一个创见，开“六经皆史”说之先河，应充分肯定。第二点，《史通·杂述》篇所谓琐言类，《隋志》原著录于丙部（子部）之小说类；此类交叉，尚有数处。第三点，《隋志》史部书中的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四个分类，《六家》《杂述》不曾论列，这不能不说是《史通》的一大缺陷。从内容上说，职官、刑法等著作，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从体例上说，这些书既非编年，亦非纪传，绝非班、荀二体所能概括。
第二，从历史目录学（史部分类法）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目录学的发展。《隋志》乙部的分类方法及著录诸书，是这一发展的记录和总结。刘知幾《史通》中的《六家》《二体》《杂述》诸篇，论述史书的分类和体例，但却完全抛开了《隋志》，另创新的格局。这种做法，上不愿承其前，下未能启其后，虽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却没有在历史目录学史上留下什么影响。自《旧唐志》以下，至《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分类，大体皆与《隋志》相仿佛，而与《六家》《杂述》无涉，就是有力的证明。刘知幾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目录学方面，没有能够达到和超过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这是与他对《隋书·经籍志》的不正确看法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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