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历史编纂学来看。刘知幾分史书为“正史”“杂史”两大类。他认识到了杂史的重要性，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同时，他也看到了杂史发展的趋势：“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5]但是，他却没有把“杂史”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因此，他认为史书的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个论断，不仅为刘知幾以后的史学发展所否定，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刘知幾所处时代的史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诸书，多属此类史书。这类史书的编撰者，不一定都是史官，但它们在史部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这从《隋志》诸篇小序可以看出。刘知幾对这类典制体史书的发展未给予充分重视，而对他自己所提出的10类“杂史”又不曾详细论列，因而史学的发展只剩下“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了。这就把史学的范围缩小了，使史学发展的道路变窄了。这同《隋书·经籍志》给人们描绘的那幅辽阔的史学发展蓝图比起来，刘知幾给人们提供的这幅蓝图就不免过于局促了。至于刘知幾之后，“三通”的继出及其繁衍为“十通”，《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和发展，当然都是刘知幾始料所不及的。对此，我们是不应当去苛求刘知幾的。但浦起龙无视史学发展的事实，并刻意贬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强调《二体》篇所提出的见解是“百代之质的”，这就言过其实了。
二、三志并非“为志者所宜先”
《史通·书志》篇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如批评《汉书·五行志》《宋书·符瑞志》等有许多很好的见解。但就《书志》篇的总的论点来看，可议之处甚多。例如，他批评《汉书·天文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他批评《汉书·艺文志》：“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他批评《魏书·释老志》：“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他批评《隋书》中的天文、经籍二志尤为激烈：“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等等。这些批评，不尽合情合理，后人多有非议。
在刘知幾看来，以往正史诸志，实不足取。他说：“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如何才能“得其最”呢？知幾认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此三者，“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综观知幾对书、志的见解，有两点认识是极突出的：一是以往书志，“皆未得其最”，没有抓着主要课题；二是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实为志者所宜先”，应首先论列。我认为，按知幾的意见，将都邑等三志列入书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若据此而得出上述两点认识，这就未免过分地贬低了古人，而又过分地抬高了自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知幾此论，殊为未安。
第一，以往诸志，如天文、地理、食货、职官、刑法、艺文等，都是史家选择自然和社会中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课题而作，其重要性往往不在都邑等三志之下。其中，有的是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记录及经验，有的是人类经济生活、政治关系、文化创造方面的反映。即便如《魏书·释老志》，也绝不像刘知幾所批评的那样，是“徒以不急为务”。须知，《释老志》在反映那个时期统治阶级的精神、思想和整个社会风貌来说，乃是《魏志》中的精华之一。知幾轻易地抹杀以往正史诸志的成就，是很不妥当的。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唐代官方史学弊端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第八章
唐代史学论稿内容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