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幾此论，乍看起来，似颇“有理”，因为他是用“求名责实”的办法来评定史书的体例的，这有何不可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只要稍一推敲，就可看出刘知幾在史识方面是有明显的弱点的。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是从“通古今之变”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以尊重历史发展的事实为前提的，这就是：秦亡之后，汉兴以前，项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谓“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8]。刘知幾从一般的“名实”观念出发，不去考察客观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势，因而无法理解司马迁的这个做法，并加上“再三乖谬”的恶谥。在这里，刘知幾和太史公的分歧是十分清楚的：刘知幾坚持的是伦理观点，司马迁坚持的是历史观点；刘知幾要求客观历史应符合他所阐发的史书体例，司马迁则是努力使他撰写的《史记》及其各种篇目去符合活生生的客观历史。孰是孰非，不是清清楚楚么！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的这种看法，是班彪、班固父子对秦汉之际历史的错误看法的翻版。班彪鼓吹“汉德承尧”[9]，班固宣称“汉绍尧运”，不同意司马迁把汉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10]。他们认为汉是周的继续，不承认秦的存在，当然更不会承认项羽的历史作用。《汉书》改《项纪》为《项传》，其源盖出于此。刘知幾虽未照搬班氏父子的原话，而是打着“名实”的旗号，以整齐史书体例为理由，批评了司马迁，也贬斥了项羽，这与班氏父子的见解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性质的问题，还反映在刘知幾对《史记·陈涉世家》所作的抨击上。《史通·世家》篇写道：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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