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这一问，问得好！这实是评价陈涉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幾的认识，上不如马迁，下不及洪迈，确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洪迈也好，钱大昕也好，都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史家，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也跟刘知幾的认识发生歧异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较好地窥见太史公的要旨呢？症结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刘知幾撰《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体例）著称于世，并影响后代，有一些见解，至今还没有失去参考价值。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南于刘知幾把体例的整齐划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因此便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客观历史，并竭力使它适合于自己所阐发的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这位大史家在史识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突出。他用求名责实和整齐体例这两件武器去反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陈涉立世家，就是他的史识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反之，司马迁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人，虽然体例、篇目都出于手订，但他却不受体例、篇目的限制，而主要立足于对活生生的客观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因此，司马迁能够使自己的历史巨著《史记》的体例、篇目适合客观历史的需要。简言之，用体例去适合历史，而不是要历史来适合体例，这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刘知幾的地方。
[1]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3]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0页。
[4]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兰州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26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6] 刘知幾：《史通》卷二《书志》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5页。
[7] 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9]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4页。
[10]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1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1页。
[14]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铅印本，第29页。
[1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96页。
[16]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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