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643年）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诤臣，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作为政治家和诤谏之臣，魏徵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誉。唐太宗曾当面对魏徵这样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2]唐太宗甚至以金矿石与“良冶”来比喻他和魏徵的关系，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3]这两段话，一方面表明魏徵所谏之事甚多，唐太宗以“忠诚奉国”肯定魏徵诤谏的思想动因，当是中肯的；若说“皆称朕意”，似有夸大，毋宁说是大多被采纳了。难得的是，唐太宗自喻为“金”，以魏徵比作“良工”，“金”得“良工”才显其宝贵，这显示了唐太宗虚己待人的胸怀。正因为有魏徵的这种表现以及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君臣关系，所以魏徵的辞世，唐太宗深感悲痛，认为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昔惜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4]从唐太宗的全貌来看，这也并非虚言，他真正感受到一个“忠诚奉国”的诤谏之臣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
魏徵的诤谏精神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后晋史家这样写道：“其匡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5]这是全面地概括了魏徵诤谏的方法、思路和道德根源，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晋史家这里说的“道义”“律度”“身正”和六个“不”，对于一个大臣和谏官来说，应具有普遍的意义。宋人孙甫《唐史论断》一书，含九十二论，涉及魏徵的史论有三首，其中之一是“魏郑公谏诤”，孙甫写道：“论曰：魏公以忠直称，历数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论修史之法。则曰：‘假如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足以见其正直。其言足以传信于后也？’”[6]孙甫赞同唐人李翱的看法，即见魏徵诤谏之文辞，足以见魏徵为人之正直，因而能“传信于后也”。孙甫的认识证明李翱之论不诬，而孙甫所谓“历数百年而乃愈高”之评，亦属中肯。
同时，魏徵又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被称为“良史”的人。对于这一点，后人论之不多，看来是他的诤臣一面“遮盖”了他的“良史”一面。因此，这里有必要说说魏徵作为“良史”的本色。而认识他的“良史”一面，则可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的诤臣的一面。
《旧唐书·魏徵传》记：“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7]这是指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之事。但此处所记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记略有不同，后者称：“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而令狐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8]二者合而观之，约略可知当时修撰“五代史”的撰述分工及相关情况，即：房玄龄“总监诸代史”；魏徵主修隋史并协助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撰写《隋史》序论及梁、陈、齐诸史总论；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以上两传所记，都突出了魏徵在修“五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突出了魏徵撰写的史论，这跟“时称良史”有极大的关系。
但是，综观魏徵在唐太宗时的所言所行，他的“良史”本色，当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史论撰述中，应当还包含着与史论撰述相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我们可以从他的史论撰述人手，结合他以史资政的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联系上述他的诤谏精神，庶几一窥作为“良史”魏徵的风采。
一、精辟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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