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仅举《隋书》史论为例略作说明。首先，魏徵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隋朝的兴亡之故，他写道：“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酷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9]所谓“群盗”，当是指秦末、隋末两次农民大起义。中国古代史家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与评论历史，有久远的传统，而魏徵以“秦隋相较”则具有突出的意义：强大的统一的秦、隋两个皇朝，何以速亡？这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考。魏徵以“秦隋相较”提出问题，不仅使这种思考更加深入且具有震撼力，而且也使人更易于理解这一沉重的历史命题。
魏徵撰《隋书》史论，还注意到事物的联系，对史事不作绝对的评判。他论隋朝之亡，有这样的判断：“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0]隋文帝实现重新统一中国大业，历史功勋卓著，“但素无学术，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等弱点，恰是隋朝走向“衰怠”“乱亡”的祸根，而炀帝的所作所为则加剧了这种“衰怠”“乱亡”的趋势。魏徵这样看待隋末的政治走向，包含着一定的朴素辩证认识。
再者，魏徵的《隋书》史论，借着评论隋朝的循吏而同时寄托着他对地方吏治的一种理想，那就是：“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而这种“化”的目标和境界则是“所居而化，所去见思”。[11]
要使地方官员以至封疆大吏，达到这样的目标和境界，实在是一种理想。与此相关联的是，魏徵的人才思想在《隋书》史论中也有充分的发挥，他这样写道：“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12]不同的人才发挥不同的作用，使其各得其所，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这就要求居上位者具有识人之才、用人之才。魏徵的人才思想明确而富有实际意义。
《隋书》不独史论精辟，全书整体面貌亦佳。清人赵翼认为：“《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13]《隋书》获得如此积极的评价，其中自然包含着魏徵主持纪传部分的贡献。宋人叶適读《隋书》时，曾批评魏徵说：“魏徵作《杨玄感（传）》、《李密（传）》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略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徵文识如此，安能经纬事业？”继而他又说：“然观其谏书，乃复不类。岂众史官所为，而冠之徵作也。”[14]看来对于魏徵史论的评价，叶適确有些踌躇，但他对魏徵评论陈高祖陈霸先却是十分肯定的，他这样写道：“魏徵论陈霸先，‘于时内难未弭，外邻勃敌，王琳作梗于上流，周齐摇**于江汉，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图，遽移天历，虽皇灵有眷，何其速也’！斯言诚中其病。”[15]可见魏徵的诤谏之词对叶適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使適适对魏徵史论还有积极的评价。
二、以史资政的辉煌经历
《隋书》史论因魏徵所作而具有突出的价值，魏徵因撰写《隋书》史论而被称为“良史”。但魏徵之所以被称作“良史”，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魏徵在以史资政方面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观唐玄宗时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纵览唐太宗君臣关于治国安邦的讨论与决策，魏徵的言论几乎贯穿全书，而所作政论均离不开历史与现实，可知魏徵以史资政的良苦用心和实际价值所在。试举几例以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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