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太宗所问“何谓为明君暗君”的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以暗者，偏信也。”同时，他举出唐、虞为正面事例，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为反面典型，予以论证。其结论是：“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6]
关于唐太宗与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问题”，针对唐太宗所说“当今太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的疑虑，魏徵回答说：“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他进而举出历史事例驳斥封德彝所谓“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的看法，以证其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7]后因唐太宗采纳魏徵建议，实行教化方略而获成功，唐太宗乃自比为“玉”而称魏徵为“良工”。值得注意的是，魏徵所举出的历史事例固然有远古传说的部分，但关于汤武时代的历史却并非没有根据。故清人王夫之写道：“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而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18]之所以被称为“通论”，这是用历史进步的观点去批评历史倒退的观点。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是影响当时政治得失的两件大事。魏徵在一篇上疏中列举历史上的史事及朝中相关言论后写道：“《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9]这段话，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得极为明白而富有哲理。
唐太宗为了教育他的“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命魏徵选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一书，以赐诸王学习。魏徵选编后，在序文末了写道：“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唐太宗“览而称善”，对诸王说：“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20]魏徵的历史教育思想因唐太宗的提倡而得以充分发挥，成为他以史资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他在《群书治要序》起首所写的那种信念：“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21]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良史”境界。
《贞观政要》是最早记述魏徵生平和言论的著作，《旧唐书·魏徵传》多据此扩展而成，传文收录魏徵论时政疏四篇，一是论总结隋朝败亡的教训，二是论守成之难，三是论“明德慎罚”的施政原则，四是论“德礼”与“诚信”的重要。《旧唐书·魏徵传》后论称：“（传中）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22]这话不免过于夸张，却反映了魏徵以史资政思想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三、“忠诚奉国”的忧患意识
魏徵作为“良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贞观政要》所记来看，在唐太宗君臣论政中，魏徵的忧患意识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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