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上，魏徵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23]
——关于“道著”与“德衰”的辩证法则，魏徵在一篇上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24]
——关于如何对待安危问题，魏徵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25]又指出：“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26]
尤为难得的是，魏徵的忧患意识并非只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而是直面现实，如同贾谊的《治安策》所说一样，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不能“克终俭约”而一一列举事实，陈述厉害。他在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在十个方面的表现。同时，魏徵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27]贞观十三年正是唐太宗政治生涯走向巅峰的时期，魏徵以其政治上的敏感及其对唐皇朝历史前途的关注写了这篇《十渐疏》。唐太宗读后，对魏徵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28]魏徵与唐太宗之间这种敢于“忤情”和对于“忤情”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贾谊之谏汉文帝故事的续篇，令后人赞叹和深思。
精辟的史论，以史资政的卓越贡献，以及深刻、敏锐的忧患意识，使人们全面地看到了作为“良史”的魏徵的全貌和风采。
[1]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4期。
[2]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页。
[3]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4]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2、2563页。
[6] 孙甫：《唐史论断》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12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9]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11]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与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1688页。
[12]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13]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隋书”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44页。
[14]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3页。
[15]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三“陈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5页。参见姚思廉：《陈书》卷六魏徵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8页。
[16]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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