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著述思想。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5]的遗志，这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对历史撰述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映。因此，“二史”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是“八书”（除《隋书》外）所不能企及的。首先，作者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摒弃了《宋书》《南齐书》有关“索虏”和《魏书》有关“岛夷”的相互诋毁之辞，同时把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帝纪。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思想，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次，“二史”作者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待，因而较多地纠正了原有史书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这固然是李延寿撰写前代历史，顾忌较少的缘故，但也跟他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著述思想有关。
（二）关于材料去取。“二史”不是一般地抄撮“八书”，因此，不应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节本”。李延寿撰《南史》《北史》的方法，一是“抄录”，二是“连缀”。“连缀”当是属于改写，在材料上有所增删去取。他为了“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参考了“正史”以外各种“杂史”1000多卷，“皆以编入”；同时，对“八书”的“烦冗”之辞，“即削去之”[6]。“二史”所删“八书”部分，一般多是皇帝诏册、大臣奏议、学人诗文之类，使所记史事更加连贯、突出。但“二史”所删也有不妥之处，如《南史·沈文季传》删去了南齐唐寓之起义的有关史料，《范云传》附《范缜传》删去梁时范缜关于神灭的辩难；《北史·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删去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又在其他一些人的传中删去有关东魏、北齐时各族人民起义的若干史料，等等。对这些反映当时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材料，“二史”或全部删去，或所存无几。
“二史”所增“八书”部分，有很多是出于“小说短书”一类的文字，所以羼杂了不少妖异、兆祥、谣谶等荒诞内容，这是一个显著的缺陷。但也应看到，“二史”确实增补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如：《南史》增置王琳（梁）、张彪（梁）等人的专传（见卷六十四），《郭祖琛传》增补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史实，《茹法亮传》保存了唐寓之起义的一些史料，《范缜传》虽删去关于神灭的辩论，却增加了他不屑于“卖论取官”的一段著名对话，等等。《北史》对西魏一朝史事增补尤多，除增置帝纪、后传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李弼、宇文贵等人传后，增写了有关西魏、北周军事制度的详细材料（见卷六十）；《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等等。这都是很宝贵的史料。清人赵翼认为《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多涉及“人之善恶，事之成败”[7]。应当说，“二史”所增“八书”部分，不少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三）关于文字繁简。“八书”共566卷，“二史”仅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1/3、字数的1／2。这是“二史”对“八书”“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成绩之一。后代学者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欧阳修、宋祁称赞“二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8]。司马光认为：“二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是“近世之佳史”[9]。《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南史》“意存简要，殊甚本书”，《北史》“叙事详密，首尾曲赡”[10]。可见，文字简径，实是“二史”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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