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二史”较之于“八书”,在撰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有其所长。因此,初读南北朝史,可以先从“二史”入手。这既易于阅读,又便于掌握历史发展线索,但是,由于“二史”求之过简,对“八书”删削较多,所以在材料上不及“八书”详细、完整。尤其是“二史”仅有纪传而无书志,这是它无法代替“八书”的主要地方。正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南北朝史,仅读“二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二史”和“八书”参照着阅读,辨其长短,窥其优劣,融会贯通,方有所得。
四、历史特点
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11]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作史也好,读史也好,总要有一个全局的看法;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历史“画面”上的某一个局部,那就看不清历史的全貌,因而也就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特点。
“八书”“二史”的纪、传、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历史“图画”呢?
一是南北间的战与和。“八书”“二史”帝纪,以及《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魏书》里的《刘裕传》《萧道成传》《萧衍传》等,集中地记载了170年中南北朝间或战或和的政治形势。
南北间的战争(当时的统治者或称“北伐”,或称“南伐”),断断续续,直到隋朝南下灭陈,才算结束。
宋文帝刘义隆早有“北伐”之志,很想效法西汉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雄壮举。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他派王玄谟率军“北伐”。两军主力战于滑台,宋军大败。接着,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南伐”,直抵长江北岸。拓跋焘在瓜步山(今江苏南京六合东南)建立“行宫”,隔江虎视宋都建康(今南京市)。宋文帝登烽火楼北望,认识到自己的这次“北伐”是个失误。于是双方言和。次年,魏军退,“掠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其“所过州郡,赤地无余”[12]。赵宋时,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嘲笑了宋文帝的这次“北伐”:“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惶北顾!”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派宗室临川王萧宏“北伐”。萧宏是梁武帝的六弟,故“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13]。但是,这支号称“百万之师”的大军,进至洛口后,即畏惧不前。诸将求战,萧宏不允。吕僧珍进言说:“知难而退,不亦善乎!”萧宏甚以为是。“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韦武即指韦叡,梁朝名将。萧娘和吕姥,是对萧宏和吕僧珍的侮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梁军惊恐,不战自溃,“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14]。梁军洛口之败,成为南北笑料。
上举二例,可以窥见南北间战争的一般情况。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以《魏书》为线索,列举南北间一系列战争,颇可参考。
南北间的关系并非都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也还存在着通使与和好的一面。据《魏书》诸《岛夷传》所记,宋、齐、梁三朝派往北魏与东魏的使臣,有姓名可考者达六七十人次,而对方亦“遣使报之”。《宋书·索虏传》也说:“索虏求互市……时遂通之”,“虏复和亲,信饷岁至,朝廷亦厚相报答”云云。《南齐书·魏虏传》写道:齐武帝萧赜时,“岁使往来,疆场无事”;孝文帝时,南使每至,“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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