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东晋、南朝以来，北方大量人口南下，已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有人根据《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研究推算：刘宋时有户籍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其中，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口总数的半数以上[18]。这些南迁人口、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南方劳动人民相结合，利用南方良好的自然条件，于是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这是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五、社会风貌
“八书”“二史”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这里着重举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推重门阀。这是时代打在《魏书》《宋书》和《南史》《北史》上面的深刻的印记。
从编撰形式来看，《魏书》和《南史》《北史》都大量地采用了家传。前者是附传的人数多，凡兄弟、子侄、族人，动辄以三四十或五六十数。后者除了同样采用家传形式外，还打破了朝代的界限。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以重视婚宦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也就必然重视作为婚宦的依据的家谱。《魏书》和《南史》《北史》为门阀地主作传，或直接取材于家谱，或仿照其形式，都会使门阀地主感到满意的。从编撰思想来看，《魏书·官氏志》和《宋书》在对传主人物的刻意选择上，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门阀观念。《魏书·官氏志》除了叙职官外，后半部分专叙氏族，这在以前的各史中是罕见的。《官氏志》记载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厘定姓族的诏书，规定皇室以外的八大姓，可与北方汉族崔、卢、李、郑四大姓相侔，最终完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宋书》列传半数以上都是为门阀地主立传，而作为士族冠冕的王、谢二姓，就有20余人入传。当然，对门阀地主的溢美之词，各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19]。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另一个方面是崇尚佛教。《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做“当今如来”，“遂常致拜”。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从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帮助他统治人民。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毁僧寺。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
其实，僧寺并不是人民的“天堂”。在那里，等级的森严和阶级的对立，与世俗无异。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而寺院经济也就成了封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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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唐代官方史学弊端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第八章 唐代史学论稿内容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