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韦本的流传不仅为当时修史制度所不许可，而且也受时间的限制，使其无法被广泛传抄。第一，韦在元和五年（810年）十月参与撰成《德宗实录》50卷[7]，次年四月即罢史职[8]，其撰《顺宗实录》3卷当在元和五年十月至六年四月间。而元和六年李吉甫重任监修，接管史馆，韦本自应转入李吉甫手中，他人当无可能传抄。第二，元和八年十一月，韦本由李吉甫授韩愈，令“重修”，直到元和十年（815年）夏韩原本定稿，韦本自当在韩愈手中，他人何能传抄？！第三，如果韦私藏副本或草稿，他应不敢出示外人，任人传抄，一是个人不能私藏国史、实录，二是他两次左迁[9]，不能不谨慎，三是韦本并没有得到合法地位。准此，他人何能得而抄之？！
3.韦本会不会是元和十年夏韩原本定稿后才“有人传抄”而流传下来呢？我认为也没有这种可能性。首先，韩原本既经宪宗审批成为定本，按惯例，皇室和高级京官只能抄录定本，绝无舍韩就韦之理。其次，朝廷和史馆对国史、实录之未定稿管理甚严，这是韦本在元和十年后不可能流传的重要理由。有唐一代，间或也允许大臣在外修史，如“玄宗国史，张说在本镇兼修；代宗编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10]。但此种情况毕竟很少，朝廷和史馆对此都持审慎态度。如开元十四年（726年），吴兢上疏玄宗，希望给予人力物力支持，助他撰写唐史，完成“皇家一代之典”。时兢已不在史职，故玄宗“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11]。同年，张说“既罢政事，在集贤院专修国史”[12]，旋又“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13]。这两件事立即为朝臣所注意。开元十五年（727年），中书侍郎李元纮上奏：此种做法“遂令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14]。他建议玄宗诏命张说、吴兢就史馆撰录，为玄宗采纳[15]。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余篇”[16]。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卒，“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17]。以上史实说明，修撰国史的地点，对国史未定稿的控制，都为最高统治集团所关注。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传抄国史、实录的未定稿，谈何容易！韦本《顺宗实录》岂能例外？
4.韦本未曾流传，还可从下列史实得到印证：即《唐会要》《旧唐书》《崇文总目》《新唐书》《资治通鉴考异》等书，都无韦本流传的记载。
宋王溥所撰《唐会要》系据唐苏冕的《会要》和杨绍复的《续会要》整理补充而成，主要史事多出唐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续会要》成书（853年），上距韩愈撰成《顺宗实录》只有38年，距韦处厚撰《先帝实录》也只有40余年，相去未远，所记史实应无重大出入。正因韦本不曾传世，故《唐会要》也就不可能有所记载。
《商榷》说：“刘昫又在《韩愈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这说明《顺宗实录》还有另外一种本子，而这种本子显然也是刘昫看到过的”。联系《商榷》上文看，所谓“还有另外一种本子”即指韦本。这就明确肯定了：刘昫是见过韦本的。然而，根据上文分析，这种可能很难存在。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第一，刘昫错误地把韦本撰写时间置于韩原本问世之后，证明他对《顺宗实录》编撰经过不十分清楚。第二，如果他了解经过，且又见过韦本，就不可能用那种断然肯定的语气（“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来记述未获批准的实录未定稿；有的学者因受刘昫等人上述错误的影响，也使自己的看法陷于谬误[18]。第三，韩愈《表状》载，韦本本名《先帝实录》，刘昫竟直称《顺宗实录》，此亦可证他未见韦书。要之，《商榷》所说韦本“显然也是刘昫看到过的”，论据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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