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的繁荣与嬗变
一、史学的繁荣
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从发展走向繁荣和从繁荣趋于嬗变这两个重要阶段。繁荣，以两宋史学为代表；总结与嬗变，以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史学为标志。辽、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明代史学的特点，则显示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
两宋史学，在通史、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古代史学走向繁荣的时期。《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是宋代与宋元之际史学上影响最大的三部著作。其繁荣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史著作的成就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刘恕、范祖禹、刘攽分撰，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订成书。全书294卷，编年记事。上限起自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限迄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同时，司马光还撰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资治通鉴考异》30卷，以明史料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统史》等书的传统和优点，把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阶段。
《资治通鉴》记事连贯而丰赡，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容量。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特意详述，以达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1]，为现实提供借鉴的目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等多方面内容，说明它在历史借鉴方面有广泛的作用。
《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表述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写战争，把战事前的紧张策划、战争中的防守和奇袭写得十分出色。其中关于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西魏韦孝宽守玉璧、唐朝李愬平蔡州等战事的描述，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彩史文作品。它写历史场面，能使人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例如，卷一百九十四记唐太宗置酒故汉未央宫，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也说，他不学刘邦“妄自矜大”，于是“殿上皆呼万岁”。这写出了和谐、热烈的气氛。又如卷二百二十三记郭子仪单骑见回纥，是先写出了军营中的紧张，然后转向信任、热烈的气氛。它也善于在具体的事件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精神和智慧，如淝水之战中谢安的心理活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所用的谋略，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长孙皇后“具朝服立于庭”而贺其得魏徵直臣等，都使人读后回味无穷。
《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它作序的宋神宗，为它作注的胡三省，为它作全面阐释的王夫之，都十分强调它的这个价值。书中对“生民”、“民心”、“民事”的重视，是司马光历史观上颇有光彩的一面。《资治通鉴》又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所引之书多达322种，“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2]，被誉为是“后世不可无之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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