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中，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史学批评中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他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宗）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阙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
尽管是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辽、金典籍搜求困难。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可见，王圻不仅继承了马端临的事业，也继承了马端临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从理论上对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作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着重讲了撰述历史的原则；而《文德》，则着重于讲史学批评的原则。他论史学批评的原则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概而言之，一则要知“古人之世”，二则要知“古人之身处”，才可批评前人的得失，否则便是无根据的“妄论”，或是轻率的“遽论”。章学诚举例说：“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他在这里转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对于《三国志》、《通鉴》以魏为正统而叙三国史事的批评。章学诚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但是作为严肃的史学批评家，仅有“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是不够的，而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泉，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这段话，是具体讲到了“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了。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而皆然”。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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