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值王韬将《漫游随录》诠次成书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40卷。此书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作者《自叙》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三年后，作者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络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魏源、王韬、黄遵宪的外国史地撰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的视野和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些成果，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和国别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二）“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提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9岁的梁启超（1873—1929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47]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中国史范围。《新史学》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学理论作进一步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根据这一认识，他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甚至认为旧史是“相斫书”，“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梁启超倡言“新史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看作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年）出版了他的政论、史论结集《訄书》。《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十二月。此后的二三年中，作者予以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此书收入论文63篇和“前录”，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与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章太炎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附录《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认为“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足取的。他关于《中国通史》的主张是要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这一时期，章太炎在历史观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论述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对于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时势造就人才等问题。他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48]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的这些论著，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发展的趋势。
（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表现
从上述变化中，可见史学近代化的主要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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