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坚持以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和重视阶级关系的研究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就是要阐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存在，同时，阐明“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等等。此书第一次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它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在史学史以至学术史上，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上述方法的运用，在不同的史学家中，不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会出现错误，但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由于运用了上述研究方法，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另一方面看，有些很有成就的史学家，由于没有接受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而局限了自己的成就。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致一位史学家的信中写道：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引者）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80]
这里所说的“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一方面是说明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在根本原则上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在史学方法上的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十分重视历史主义原则。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论述。1938年10月，他在讲到历史遗产问题的时候，这样认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1]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遗产”作为现实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并且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的“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年代中发展起来的，用历史主义方法总结历史遗产，继承历史上的珍贵品，这不只是发展历史科学的需要，也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来看，所谓历史主义方法，要义有二：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承认历史上的一些珍贵品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其生命力。这就叫作“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2]。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在本质上和原则上是互相一致的：对历史上的事物作阶级分析，也是一种历史主义态度；而历史主义也不否认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阶级分析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运用中，人们是会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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