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65]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66]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67]六国合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批评项羽“不知自责”，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只凭武力，不懂得运用智谋，是不会成功的。
（五）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
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是把这种作用同国家的存亡安危联系起来看待，并不只是限于从个人的得失考虑。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于是他引用前人的话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68]司马迁在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又寓意深刻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69]
（六）注意到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在讲到几篇普通人的列传的撰述宗旨时，着意称赞他们的德行。他写道：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称道游侠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为史学家，他感到有一种深深的遗憾。这就是他说的“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可见，他对于这些“闾巷之侠”确抱有深刻的敬意。他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70]司马迁所称道的是游侠的人格、品质，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他们不同于社会上的“暴豪之徒”，希望世人能够对他们有正确的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站出来为游侠辩诬的良心，也可以看出他在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十分重视历史人物自身的道德情操。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把“富”分为三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他称道秦朝的乌氏倮和寡妇清，“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是有名的富者。他以严肃的态度，考察汉兴以后“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如蜀卓氏之以铁冶富，程郑亦以冶铸富，宛孔氏以铁冶致富，曹邴氏以铁冶富，刀闲以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师史以转运致富，任氏以窖仓粟、力田畜富，桥姚以积蓄马、牛、羊、粟而富，无盐氏以贷钱而富，还有田啬、田兰、栗氏、杜氏，等等。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司马迁所称道的“贤人所以富者”，是指这些人不是凭借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着“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而富，这就叫作“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在司马迁看来，凭着自身的智慧，按正常途径致富，这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司马迁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和传统，大大丰富了对于人自身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史学有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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