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年（522），萧统的诗文数量已经不少，许多文人学士劝其修撰文集，萧统命刘孝绰编订他的文集，并为此写序。据《梁书·萧统传》记载：“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当时萧统藏书近三万卷，许多文人学士如刘孝绰、殷芸、陆倕、王筠等都聚集在他身边。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其著作，其中包括“《文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记载：“《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可以看出萧统是《文选》的编者。但古代帝王、皇子编撰的书，多出自其门下文人学士之手的事实亦毋容置疑。身为太子的萧统，亲手逐篇编选《文选》的可能性较小，身边文人学士自然有具体负责编选《文选》的人，例如刘孝绰很可能是《文选》的主要编选者之一。但《文选》的编辑思想和编撰体例应该与萧统有非常大的关系。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收录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并按照赋、诗、骚、诏、册、令、教等37类文体编排，每类文体下又按内容分成小类。其中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序。纵览此书可以看出，《文选》的价值，不仅在于其选录了极为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而且作品的分类和编排为世人提供了文体方面的范本。《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重要文献，由此上溯，可以清晰看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齐梁间发展演变的轨迹和历程。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文选序》中，萧统明确提出文选的编选宗旨和选录标准。他认为，有四类作品不可入选：其一是相传为周公、孔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其二是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子部；其三是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以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类著作；其四是记事、系年之书，相当于史部。通过这种编选原则可以看出，萧统希望摒弃经、史、子这三类作品的实用性和质朴感，进而选择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和“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编者倾心典雅，不尚绮丽，在选录作品中，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等人作品收录较多，对艳情诗和精美细微的咏物诗则选录很少。从萧统的成长环境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选》看作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而编的文学总集，它具有官方色彩，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必然成果。[7]
《文选》问世后流传甚广，对后代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开创科举考试，《文选》成为准官方确认的科举教材。据《北史·杜正玄传》可以推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就是《文选》中所选录的作品。唐代以诗赋取士，《文选》备受推崇。杜甫的“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和“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均提及《文选》。前者希望儿子诵读《文选》，后者说明“熟精《文选》理”和写诗之间的关系。其他唐代诗人也不乏如此随手摘取《文选》的掌故。
值得关注的是，《文选》在唐代不仅得到大量的诵读和抄写，还掀起了注释风潮。《旧唐书·曹宪传》记载，曹宪著有《文选音义》，专门从事《文选》研究。此外，他还广招门徒研究《文选》，例如著名学者许淹、李善、公孙罗等。其中李善是一个集大成者。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天圣、明道年间（1023—1033）所刊，现存最早的五臣注刻本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杭州陈八郎宅所刊，现存最完整的李善注刻本为淳熙八年（1181）尤袤所刊。这个尤袤本经过清人顾千里详细校勘，写成《〈文选〉考异》十卷，由胡克家刻印问世，通称胡刻本，成为流传最广的李善注本。
（齐苏宁）
[1] 眇觌（miǎodí）：远观之意。
[2] 椎轮（chuí lún）：指原始的无辐车轮，亦指栈车。
[3] 实：确实，实在。
[4] 黼黻（fǔ fú）：泛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纹饰；借指辞藻，华美的文辞。
[5] 眇（miǎo）：同渺，渺小，微小。
[6] 芟夷（shānyí）：指刈除。
[7] 刘跃进：《〈昭明文选〉：流传千年的范文经典》，载《光明日报》，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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