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胡一桂既注重援引諸家之說補充、完善朱熹《詩》說，一些地方也對《詩集傳》之說加以辨正，間下己意。朱熹《詩集傳》為求簡明扼要，對名物及典章制度等的注釋不免失之簡略，因此胡一桂在纂疏中大量援引諸家關於名物制度等的注解，以彌補《詩集傳》之不足。如朱熹《詩集傳》釋《周南·葛覃》之「黄鳥」時僅曰：「黄鳥，鸝也。」而胡一桂則在纂疏中纂錄了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對黄鳥的詳細訓釋，以補《集傳》之不足。對朱說不當之處的辨正也颇見功力。如朱熹在解《周南·汝墳》「魴魚赬尾」時說「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即以為「魴魚赬尾」是在比喻行役之勞，而胡一桂則認為《說文》《字林》皆說「魴，赤尾魚」，則「魴魚赬尾」跟行役之勞根本没有關係，「詩人自說『魴魚赬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頳尾矣，王室則如燬矣。『赬』與『燬』二字相應」，並認為「此先生去《小序》而未盡也」。又，胡一桂雖尊朱《傳》，有时也謹慎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如朱熹以《周南·南有樛木》為眾妾稱願后妃之詩，胡一桂則疑其為后妃稱願文王之詩，認為是「后妃偶見南有樛木為葛藟之所累，因以稱願文王曰：『維此樂易之君子，則為福禄之所綏矣。』」以上是胡一桂對《集傳》作辨正和另下己意的例子。對此，《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蓋雖宗《集傳》，亦自具識解。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在魯文公時。《閟宮》新廟，即僖公廟。作泮宮，克淮夷，是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辭，《魯頌》正可補《春秋》之闕，尤為卓識。」所論是也。
第三，胡一桂雖然宗朱，然於其他各家各派《詩》說也能兼收並蓄，以廣《詩》思。首先，胡一桂既尊朱熹，廢毛序，故於三家《詩》說頗為重視。宋代王應麟受朱熹啟發，作《詩考》一卷以網羅三家遺說，以便「讀《集傳》者……有考於斯」。胡一桂原來將王應麟《詩考》附錄於書後以備參考，但今所見胡書最早刻本已無附錄《詩考》，只是卷首還保留《韓魯齊三家詩考後序》及《詩考序》。不過，《詩考》的部分內容還是可以在此書的「纂疏」部分見到的。例如《衛風·木瓜》纂疏就引用《詩考》所錄「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之說，並據以推論：「《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矣。」其次，胡一桂雖遵從朱熹，為「廢序」一派，但於尊序派之說也多載錄備覽，或以彰其謬，或與《集傳》並存而不廢。如於《鄭風·有女同車》篇載呂祖謙從《毛序》所作的論說。胡一桂交代，之所以如此，是令讀者領略一下《毛序》及尊《毛序》者說《詩》是如何的「鍛鍊羅織」。而於《邶風·簡兮》則引呂祖謙說以「姑備一說」。再次，胡一桂於纂疏部分大量纂集嚴粲、謝枋得等人的詩說，往往能發《集傳》所未及，而其大旨皆歸於溫柔敦厚之詩教。如於《詩序辨說·碩人》纂疏錄嚴氏說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然悟矣。」頗能明詩篇辭章之溫柔敦厚。又如《邶風·凱風》纂疏引謝枋得說曰：「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变化來，見為子、為臣忠厚之至。」亦其例也。《詩經》研究有漢宋之別，其中之一點即在宋儒特別注意從「溫柔敦厚」之「詩教」的角度闡發《詩》篇大義。胡一桂的引證，就表明了這樣一點。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所引諸家之說，或豐富對詩篇辭章義理的理解，或顯明了宋人的學術取向，這都是胡一桂此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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