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说史学批评的活力
一、比较——一个古老的批评方法
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上，不论是关于历史的比较，还是关于史学的比较，都有长久的渊源和广泛的运用。从史学批评来看，也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不著撰人之《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评》三卷，魏犬长秋撰《春秋三传论》十卷，东晋博士胡讷撰《春秋三传评》十卷。这些，可能是较早而又较系统地通过比较对“三传”进行评论的著作。从《晋书·礼志中》和《礼志下》三处记胡讷的言论来看，他的《春秋三传评》，当着眼于礼制的讨论。
西晋张辅以班固跟司马迁比较，认为班固《汉书》在几个方面不如司马迁《史记》，故司马迁终不愧为“良史”。他论道：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1]
张辅从史文烦省、采撰得失、褒贬当否三个方面，明确指出班固不如司马迁。又从创造与因循有难易之别，以及司马迁在“述辩士”与“叙实录”的表述上有不同的处理而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司马迁堪称良史。
张辅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和批评，引起后人千年聚讼，见仁见智，历代多有。对于张辅来说，这种聚讼，实在是不幸多于有幸。这是因为，后人对张辅上述论点的争论，基本上只限于有关史文烦省的方面，而很少对他的上述比较和批评做全面的评价。比如，他提出的“良史述事”的原则，指出司马迁“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这种表述上的特色，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可惜的是，人们在“五十万言”与“八十万言”孰优孰劣上做了不少文章，好像张辅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和批评仅限于此，这不是张辅的不幸吗！尽管如此，后来《史记》《汉书》比较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张辅的方法和论点，终不曾湮没。
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而做广泛的史学批评，当始于刘知幾的《史通》。刘知幾采用比较的方法而评论前史，渗透于《史通》全书。他虽然没有专门论到“比较”的问题，但他的比较的意识是极明确的。他论编年、纪传“二体”说：“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2]他综合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辨析了它们的所长、所短，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各相矜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辨其利害”。可以认为，“辨其利害”的过程，就是以“二家”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的过程。他在《六家》篇中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3]这是对以往主要史书在记事的历史时段上进行的比较，而强调于完整的皇朝史撰述，即所谓“包举一代”之史。刘知幾的这个认识，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即对于不断更迭的皇朝，应写出它的“首末”“废兴”的全过程，以便于人们“寻讨”、认识。但史家撰史，有社会的、史学的以至于史家本身的种种原因所促成，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来撰写“包举一代”之史。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刘知幾的结论多少有点偏颇。
刘知幾以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史得失，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做到了纵横驰骋，通达自如，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和流畅的动感。如他评论历代史家的《论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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