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4]
最后，他还严厉批评了唐修《晋书》的史论。这一段，把《史记》以下大部分重要史书的论赞都评论到了。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未必都是中肯的，但他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以比较而展开评论的方法，却是许多史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增多了，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的人也多了起来。自宋以后，这方面的专书、专论日渐丰富。除有关司马迁、班固的比较和评论外，还有关于南北朝“八书”与《南史》《北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新唐书》《旧唐书》以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唐史论断》与《唐鉴》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历代正史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和评论，等等。就有关正史之间的比较和评论来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可以认为是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史通·摸拟》在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5]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这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貌异而心同者”。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但他关于“烦省”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章学诚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提出分史学为撰述、记注两大宗门的理论；通过对各家通史的比较，总结出四种通史的特色和功用；又以自己跟刘知幾相比较，提出“史法”“史意”两个史学范畴；他还通过对“史德”“心术”的分析，提出了“文士之识”与“史识”的不同，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史学批评理论等。这说明，比较的方法，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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