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以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司马光的通识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了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强调指出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哪些史事“关国家盛衰”？哪些举措“系生民休戚”？这是司马光向自己提出的大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阅读《资治通鉴》时应当着重思考的大问题，而智慧就蕴含在这些大问题之中。此外，郑樵的《通志·总序》对“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阐发，以及他对《通志·二十略》的论述与撰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知识结构上的通识，其中自亦包含着学术思想上的渊博与睿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两个历史命题，正是他的“通识”的一种反映，如无贯通的思考与见识，是不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历史命题的。那么，何以“不相因”？何以“实相因”？切切实实回答这两个命题，或者这对两个命题做合理的辨析，也正是提炼历史智慧的过程。
清代史家王夫之在解释他所理解的《资治通鉴》的“通”的内涵时写道：“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13]在王夫之看来所谓“通”，包含着治国、治民、治军、治身、治学及人生价值观等，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通识，自亦包含着与此有关的见识与智慧。
通识是通向智慧的路径，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倡导通识，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视历史智慧的凝聚，以及这些经验与智慧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价值。不论是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任务。
[1] 原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页。
[3] 王充：《论衡》卷一十二《谢短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6页。
[4]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37～2538页。
[5]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6]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7]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8]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9]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0～346页。
[10]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1] 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歧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12] 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13]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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