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大部类史料。一千多年来，学人对于正史和野史的含义以及它们分别在史料学上之价值的认识，看法歧义，以至大相径庭。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乃是关系到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着现实意义。
一、关于正史
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金毓黻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始见《隋志》。”[2]此乃本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3]之说。而新编《辞海》（1979年版）则谓：“梁阮孝绪有《正史削繁》正史之名始见于此。”《隋志》成书于7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年）是5世纪和6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可惜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有从《隋志》说起。
《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正史类，其序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可见《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幾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大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幾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中叶所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叙》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或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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