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传统认识有较多歧义的，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最近二百七十年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例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幾《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现代史家华岗曾经给“正史”作一定义，其含义颇类于刘知幾之说。他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写道：“所谓正史者，就是经过历代帝王的承认之一大套合法的官史，而且自唐代以迄于清代，其间所成的正史，都是由帝王所钦命的史官编纂而成的。”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一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广泛。鄙意以为：我们今天所称“正史”“野史”，只是袭用史学上的一种习惯说法。我主张：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对上述两种“正史”概念应有所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可指官修史书为正史，在特定的情况下，似以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为宜。
二、关于野史
野史的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君子”，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的诗句，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野史”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和正史是大不一样的。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4]沙仲穆与陆龟蒙大致同时代。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以“野史”为名的野史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就逐步多了起来。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记述南唐史事；《宋史·艺文志》二、三分别著录《新野史》十卷和《野史甘露记》二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十一卷、《三朝野记》七卷、《野记矇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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