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祁承?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这都证明野史实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概述了杂史在有关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体例上看，西汉以来，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此其一；从作者身份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所记内容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三。杂史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5]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于《史志》篇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而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在“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始明确地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6]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做出比较确切的规定。现代史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7]此说与上文所引华岗关于“正史”的定义，可以互相对照。
总上，关于野史的内涵，也有两种认识：谢国桢所说“野史笔记，稗乘杂家”，是广义的野史，梁启超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野史，乃狭义的野史。前者易于使人明了，后者内涵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谢国桢说，在特定情况下应依梁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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