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商濬编刊《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刊十六种野史笔记，等等。这种称野史为稗史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考“稗史”之说，盖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都官稗各减什三，是也。”人们忽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先生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8]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任务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通；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三、怎样看待正史和野史的价值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
《隋书·经籍志》列正史为史部之首，足见其对正史的尊崇。其于杂史，则谓：“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这里说的“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不主张对杂史兼收并蓄，是很有道理的。刘知幾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隋志》更为明确，他在《史通·杂述》中主张对“杂述”诸史“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应持态度的借鉴。
近年，刘叶秋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书，对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二类笔记的史料价值做了很好的分析，认为它们是研究一代史实、典制、掌故、风习所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从史料方面来说，历代笔记的许多具体而详尽的记载，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足以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六十年来，有一种过分抬高野史史料价值、过分贬低正史史料价值的倾向，应当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这样，他举出若干史例，助成此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捧得过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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