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在二体孰优孰劣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2]
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指出，衡量“良史”的标准是“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达到这个标准，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是传、是编年，都应当予以肯定。皇甫湜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不足，有利于史书的“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因而是合理的。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好古”的倾向，无裨于史学的发展。《编年纪传论》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文中提出“尽事之本末”的要求，对呼唤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
从《春秋》《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奠基著作问世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史记》问世后约八九百年，有影响深远的典制体通史《通典》的诞生；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数百年的讨论而有《编年纪传论》的撰写，在《通典》与此论之后约三百余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史学的发展，史家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交互影响，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过程。
中国史书还有几种重要体裁，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模式，历来是重视事物的“本末”“终始”“源流”的。《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荀子·富国》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的说法。这里说的“本末”，有轻重、主次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司马迁撰《史记》，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他在讲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事本末未易明也”[4]。任何客观历史事件，总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终；史学家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原始察终，阐本述末，以记述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历史撰述中主体反映客体的基本特征。上文讲到，《左传》中已包含了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即以编年、纪传二体的全貌来看，这种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编年记事所限，或被纪表志传所隔，不能一目了然。史书体裁的发展和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渊源以及史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终于促成了中国史学上第四种主要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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