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家袁枢（1131—1205年）是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第一人。《宋史》本传说他“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这个简略的记载说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之外，也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具体条件，这就是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包含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史事，体例严谨，记事丰赡，行文庄重、凝练、富于文采，而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撰述的宗旨，故问世以后，为世所重。一时间，续作、改撰、节选，诸家蜂起。被后人称为“《通鉴》学”者，即发端于南宋。在这种史学氛围中，袁枢“常喜诵”《资治通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袁枢的“苦其浩博”，一是说《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二是指难明史事之始末。这个思想，可以从朱熹回答学生关于如何读史时反复说过的几句话得到印证。有人问怎样读《通鉴》，朱熹回答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5]朱熹着眼于一个“事”：一是“事多贯穿”，二是“逐年事”。由此可以理解袁枢的“苦其浩博”，进而也更可以理解他的“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的撰述思想和撰述方法了。
袁枢把“浩博”的《资治通鉴》“区别”为二百三十九“事”，因事命篇，合为四十二卷。而所谓“贯通”，一则是指每事皆详其本末，明其首尾；二则是指事与事之间略依时间先后编次，全书以“三家分晋”开篇，以“世宗征淮南”收卷，仍保持通史的体例。对于不便独立成篇的事件，则附于有关事件之下；而于篇名之下，有时也注明人名或具体事目，使读者一目了然。全书卷次、所述史事的时期、事目多寡如下表：
续表
表中所列，不含附见之事，而有的卷所含事目也有两个时期或朝代交叉的情况。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是《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结构；二是它的事目分布及详略所在，大致说来，它叙述两汉、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唐这四个时期或朝代的史事较详；三是它的通史特点。
自称跟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于学”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序中讲到了本书特点和价值。他概括了本书的特点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前两句是道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主要特点，即阐述一件史事的结果之前，总要先阐述它的起因；说明一件史事的发生，总要渐次说到它的发展。中间四句，是评价了本书在文字表述上的成功。末了两句，是强调了本书对历史上治乱存亡的总结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序文一方面指出本书克服了《资治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缺憾，另一方面也认为本书是“入《通鉴》之户”，还肯定了《通鉴》的史学地位。杨万里的见解是近于客观的，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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