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敢于提出新的见解，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勇气。他于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第一篇谈的就是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不赞成用“历史唯心主义”把前者一笔勾销。他从慎到、韩非所说的“势”，论到范晔《后汉书》、柳宗元《封建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说的“理”与“势”，证明中国古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存在。他指出：“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这里，他不仅回答了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且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一个探索结束了，另一个探索又开始了。又如，他说：“这些年，我国史学者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论到普列汉诺夫，又从司马迁讲到黑格尔，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明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二）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的创见
白先生治学，不拘泥于某一专题或某一方面，他的思路总是处在纵横驰骋、上下搏击的状态。
1961年，他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当时，这门学科还处在草创时期。关于它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规律等，都在探索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最初几年，他在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2]和他编著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0年代，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白先生曾经计划通过几年，编出教本、普及本和多卷本，以及一套参考资料，从而把这门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但“**”中断了他的上述计划。
70年代中期，白先生转而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对当时“四人帮”搞的“儒法斗争”的宣传不感兴趣（他曾因做了一个要对秦始皇一分为二的报告而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所白眼，又因以“交白卷”的行动抗议当时“四人帮”所鼓吹的“考”教授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认为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做一些真正有益的工作；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心。关于这一点，白先生曾经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决心写中国通史，是思想上受了刺激所致。‘**’前夕，我同刘大年等同志出国访问，外国朋友跟我说：‘我们很愿意和中国友好，也很尊敬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但是新中国写的历史书太少了，我们讲中国史没有很好的书籍做依据……因此，很希望你们早日写出新的著作来。’当时，我们觉得外国朋友提的问题和建议很友好、很合理，也满口答应了人家要回来抓紧时间写。可是‘**’一开始，什么也干不成。十二年后，我随乌兰夫同志出国访问，这些外国朋友见到我，问我：‘你们的书写得怎样了？’问得我无以为对，只有说回去抓紧时间写。这件事，对我思想上的刺激很大。作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我们的担子太重了。因此，我下决心回国后，和史学界的同志们把通史的事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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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