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地，20世纪之前的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两次创造高峰，一次是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哲学创造，另一次是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创新。前者是适应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后者则是适应于中国社会生活在宋代的重大变化。当然，宋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不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化相比，因而，相应地，后一次创新要逊色一些。但与其他时期相比，宋明新儒学也称得上是一次高峰。
如果如上所述，哲学上的重大创新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匹配，或者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为哲学上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必要性，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于哲学的变化所提供的可能性与所要求的必要性便是毋庸置疑的。与宋代所发生的变化不同，开始于鸦片战争的变化，是一次“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至今仍在持续着。如果说在变化之初，中国并非是自愿的，而是被世界列强拖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代化进程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并且这一进程也越来越展现出一种绚丽的远景。这样一种巨变，它对于哲学的变化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必然要远远大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变革。
2.哲学创新的一般方式
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只是为哲学上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和提出了要求，但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等于现实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但却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显然，哲学上的巨大创新还需要其他条件，才能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这其他条件是什么呢？任何人类创造要获得成功的条件，一般而言，无非就是主客观两个方面。如果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则具有决定意义的便是主观方面的条件。对于哲学创造而言，社会生活的巨变无疑是其客观条件。既然中国社会生活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巨变是无可置疑的，那么，便可以说，其他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便是主观方面的。而所谓主观条件从根本上说无非就是哲学家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活动。但这样的说法太过笼统，没有包含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有无数饱学之士投身到思想创造之中，且已经创造出了一系列哲学成果，只是这些创造成果还远不能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变相匹配。因而，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具体而言，到底是什么主观因素制约着中国哲学家们的成功创造。
为了使问题更清楚，我们试以近代西方为例来看哲学家们是如何实现与其现实生活相匹配的哲学创造的。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生活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首先无疑是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即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直接的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与这一转变相匹配，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种基于等级制的封建或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政治。相应地，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近代哲学从笛卡儿以来的革命性转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商品生产与近代哲学的内在关联，进行了颇具创造性的阐发。在他看来，“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12]。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生产表现出一种与古代不同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现象表现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便是物化意识，而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就是这种物化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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