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对于主体的能动性的肯定还基本上只停留于认识活动领域，因而在对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也往往只从认识关系着眼。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便被理解为一种思维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即便涉及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关系，一般地也是按照认识关系来处理的。因为这一时期所说的实践一般而言仍然是指在理论指导下的活动，理论对于实践的优先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当人们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之时，也是首先假定了真理的标准是客观事物，而实践中的成功只是对于真理性的认识符合于客观事物的一种证明而已，亦即实践只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非真理的标准本身。因此，当这一时期的理论一般地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对象时，所说的关系便主要地只是认识关系。这样，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便成为了一种认知关系上的同一性问题，亦即认识主体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
与以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作为哲学的对象相关，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只能被纳入认识论范围内，作为一种认识关系来处理。作为认识关系的辩证法，也就是思维的辩证法。这时，原先在教科书体系中作为客观世界之发展规律的辩证法，便被解释为思维发展的辩证法。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被割裂开来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和诸范畴，现时也被从认识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并以此对规律和范畴的排列顺序作了新的解释。
显然，在这一阶段，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的因素得到了加强，虽然主要的仍局限于认识论，但毕竟引入了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但这一阶段的问题仍在于未能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意义，没有从存在论的层面去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转向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范式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式，人们有过不同的称谓，诸如人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等，但为论述简便起见，将之统称为广义的实践哲学应该大体上不差。这一阶段不同于上一阶段的特点，是超出了认识论眼界，从存在论的层面上来理解实践活动，即不再把实践仅仅看作是一种发生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关系”，而是看作为具有某种实在性的人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这就回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改造的本质之点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对对象、现实、感性”，不应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特别是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的优位性的强调[23]，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现在，既然实践已被视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东西，那么，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的活动性问题便转变成了人的实践的能动性问题，或者说，黑格尔的本质上的精神性劳动现在转变为了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这样一来，这种活动的意义便不再只是对于思维的内在世界的改变，而是首先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改变。于是，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人的实践的能动性便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这种能动地改变外部世界的结果，便是人对自身周围世界的建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命题，“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先前很少受到注意，现在则被人们频繁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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