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贺拉斯未曾深入讨论文艺本质问题，所写的《诗艺》和《诗话》并未制定和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只是两篇论诗的诗，阐述的也只是一些素朴的观点或老生常谈，以致一些有代表性的美学史著作未曾将此列为美学思想来进行认真讨论，但他对西方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将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吉尔一起进行崇拜，达到“近乎宗教的虔诚”[95]。以致新古典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们，将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为一体，重新阐说了他们的原理和见解，结果在将近三个世纪里没有多大变化，“仅经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变化”[96]。有时贺拉斯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1] 贺拉斯：《讽刺诗集》，第2卷第1章第35行。
[2] 同上书，第1卷第6章第68行等。
[3] 贺拉斯：《致佛洛儒斯书信》，《书信集》，第2卷第2章第45行。贺拉斯只是泛指他在柏拉图学园所在地的阿卡德穆斯接受哲学教育，并不一定是专指在柏拉图学园受教育。
[4] 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第4章第15—16行。
[5] 同上书，第1卷第6章第1行。
[6] 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第7章。
[7] 同上书，第1卷第10章。
[8] 同上书，第1卷第11章。
[9] 同上书，第1卷第12、19章。
[10] 同上书，第1卷第14章；第1卷第17章。
[11] 同上书，第1卷第12、19章。
[12] 详见费尔克拉夫编译：《贺拉斯：〈讽刺诗集〉、〈书信集〉和〈诗艺〉》，892页。
[13] 贺拉斯：《诗话》，第1—4行。
[14] 昆体良：《演说术原理》，第8卷第3章第60节。
[15] 鲍桑葵的《美学史》未讨论贺拉斯，只顺便提到他反对诗歌中的描写。吉尔伯特等的《美学史》，也未指名讨论他的美学观点，只是谈到在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对贺拉斯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盲目崇拜；并在批评的意义上提到：贺拉斯提出了一整套创作的规则——“用的语句便于人们记忆，但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原则”（见该书第134页）。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虽多次提到贺拉斯的诗学观点，但并未设专门章、节进行讨论，对他的总的评价更是倾向于否定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其第四章专门讨论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美学中，分别讨论了贺拉斯、朗吉弩斯和普洛丁三人的美学思想，可见其重视贺拉斯。但也指出贺拉斯：“没有深入讨论文艺本质问题”，“只是肤浅的现实主义”。（见该书上卷84、85页）并也只是指出其《诗艺》对西方文艺所起的巨大影响：“仅次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有时甚至还超过了它。”（见该书上卷91页）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以其第三章约二万五千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贺拉斯的古典主义诗学”。从文艺理论史的领域出发，这样讨论贺拉斯确是有必要的。
[16] 洛里哀：《比较文学史》，54页。
[17] F.洛里哀：《比较文学史》，52～53页。
[18] 塞涅卡：《论哲人的宁静》，第1卷第30章第574节。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4页。
[19] 同上书，第1卷第30章第574节。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4页。
[20]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175;206页。
[21] 《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911年第11版，第13卷“贺拉斯”条目，689页。
[22] 柴特霍姆等：《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3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23] 转引自《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31～32页。
[24] 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第1章第16行。
[25] 同上书，第1卷第1章第17—1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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