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之风大盛。到处（甚至在发生过9月屠杀的卡尔默狱和过去的圣絮尔皮斯墓地）都在举行公共舞会。有一种“牺牲者舞会”，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的人才能参加。参加者梳着蒂图斯式的发型[2]，把脖子后的头发剪短（就像刽子手给即将上断头台的人剪的一样），颈部系着一圈红丝线。“你”的称呼被废除，“先生”、“太太”之类的称呼又出现，取代了“男公民”和“女公民”。
沙龙里的社交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成为塔利安夫人的卡巴吕斯被她的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住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俨然成为“时髦女郎”们的楷模。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风行一时。阿姆兰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很快也名噪一时。当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归国的流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由此，旧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走红的女演员（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许多厌倦道德的国民公会议员不是被人收买，便是随波逐流。蒂博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共和派中出现了不少变节分子。其中有些是向王权主义让步，有些则纯粹是卖身投靠。”
时髦女郎和浪**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逸和怪诞风气激怒了坚持传统风尚的广大民众，也引起少数仍然忠于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满。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和少数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明了这场反动的社会性质。进入冬季后，饥荒日益严重，贫富更加悬殊，人民的愤怒情绪更趋强烈。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动也促进了反革命潮流的发展。
共和二年第2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这一天，康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废除，国家也完全世俗化了。惩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旧关闭着。但随着反动的加强，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终于提出了开放教堂的要求。过于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现在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特征，再也不能激起无套裤汉的热情了。
宪政派教士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卢瓦尔-歇尔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诺尔省绰号叫作“手提箱神甫”）只能秘密地做“瞎弥撒”。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据拉若内的绥靖协议，旺代叛乱者获得了信仰自由。自此，信仰自由再不会遇到障碍了。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当格拉的报告，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政教分离得到进一步确认，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词，俗称“小宣誓”），都可以做礼拜。但敲钟、穿教士服和接受公众津贴仍然被严格禁止。宪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动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过《宗教年鉴》）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起来。参加过“小宣誓”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学年鉴》。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礼拜愈闹愈凶，同宪政派教士发生了许多冲突。1795年3月17日，马莱·迪庞写道：“国民公会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党分子……没有一个教士不向教徒表达他依恋王政的意识。”
天主教徒们仍然不满意。为了平息这种不满，国民公会准备作最后的让步。因为，因经济危机而发展壮大的人民反对派此时已经同国民公会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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