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当时及此后的西方已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今日意义的“科学”在19世纪确立威望时，生物学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胡适等在中国受过严复版的“天演论”熏陶而在20世纪初受学于西方者，有这样的科学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知“五四”时人意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其确立或晚到“二战”前后，近年又在转变）恐怕有相当距离。如果“科学”不同，所谓“科学主义”也就需要界定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含义了。
正因为科学在中国与天演论的关联，欧战的残酷及战后西人的反思才对中国人触动极大，因为严复版的进化论（相对更轻视后天伦理的作用）本身受到了挑战。引进天演论的始作俑者严复本人在欧战后的观感很值得注意，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五首（今录其前三首）：“一、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二、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黄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三、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51]
同样有意思的是严复的自注：一、“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二、“德之言兵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三、“自有潜艇，而海战之术一变。又以飞车，而陆战之术亦一变。炮之远者及三百里外，而绿气火气诸毒机，其杀剧于火器，益进弥厉，况夫其未有艾耶！”
“公法”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许多与严复同时代人寄予厚望的国际新秩序的代名词，而“科学”则是更持久的西方文明象征；前者对其创始人已成“虚语”，后者在西人手中造成如此剧烈的破坏，两者均导致“西方”这一整体形象的破坏。在这样失望的心态下过去本拟“束诸高阁”的孟子言论由隐复显，“夷狄”与当年的“泰西”之间的关联似乎又被唤醒了。其第二首的注语更已直接论及“汰弱存强”的“适得其反”，则严复到晚年实已稍悔其引述西方的“进化”学说（严自己已不用“天演”而改云“进化”，也值得注意）。特别有意思的是，时人对“科学”在中国与西方间的认知实有区别：科学在中国虽然更多体现为“精神”并落实在整理国故和史学的“方法”之上（详另文），在欧洲却像传教士所引导的那样仍与“物质”相连而落实在“技术”上。
严复虽然不像梁启超和梁漱溟那样公开检讨中西文化问题，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感实与二梁相近。有类似看法的老新派尚不少见，被认为吸收西人方法于中国学术最成功的王国维那时即告诉胡适：“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王国维举美国耗巨资拍电影例，以为“这种办法不能持久”。胡适在这里又看见了“科学精神”，他认为“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他虽然对西方“不悲观”，但也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可知胡适其实也已看出西方文化不尽美好，不过他主张“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王国维“也以为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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