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读到西人在战后对自己文化的反省，张君劢才（有信心）成为少数跳出了严复版进化论的学者，他明确将“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论”列在科学所力不能及的“人生观”范围之中。仍在进化论中的丁文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点出，提请与他思想相近的“读者注意”。[53]另一位在美国学科学的任鸿隽与丁文江的观念接近，他说：诚如张君劢所言，达尔文的学说已经有后人的若干修正和改良，但“进化论的原理，却是无人能反对的”。任氏认为“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而这一进步正得自于进化论。他主张“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因为“只有由证据推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54]
任鸿隽对“进步”与“合理”等观念的运用明显体现出他在进化论武装下的“现代”心态，在美国学文科的罗家伦指出：斯宾塞（近代中国人另一重要思想资源）的进化论“用最机械的解说，先认定近代什么都是好的，是最高的发展之标准，所以强分多少时代，而以他们所认为‘不好的’都加在以前的或初民的社会身上。现在经真正科学的考察，知道他们的论据充满偏见。进化（Evolution）只是现象的变动，是一种事实，但是进化不见得就是进步（Progress）。”[55]以今日后现代主义眼光看，“进步”也不见得就更“好”。唯罗氏当时对进化论如此认识，似已比那些学科学的人要更全面些。
多数中国人大致仍在进化论笼罩之下，他们不仅以进化论立论，在驳论时有意无意也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就是张君劢自己也不例外。张氏在十年后回顾当年的论战时认为“最能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思想”的是吴稚晖的文章和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为论文集所写的序文（有意思的是三人均非学自然科学者），但三者在张的眼中当然都不够高明，吴的思想近于19世纪德国的朴素自然主义；胡适的文章则说明“他不是一个杜威的学生了，乃是十六十七世纪时之自然主义者”，其立意与文风，又类伏尔泰；而陈独秀不过“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56]
在进化论风行的近代中国，20世纪之前的思想意味着什么，已不言自明。但张仍进一步提醒说，“我们现在生在20世纪，我们是不是应该拿欧洲十七世纪的思路，再重复一下，又从十六十七世纪向前到20世纪呢？”他特别指出：“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是各国思想界中必有的阶段”，唯物主义也只是在19世纪风行于欧洲，后来在英国和德国分别被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所取代。只不过“在我们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所以唯物主观[主义？史观？]的学说，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他并预言，“恐怕不到几年后”，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也就要过去了”。张的推理虽说“学术、宗教、政治问题决不是物质二字所能解决”，其实他的基本思路仍是以唯物主义在西方已过时这一进化论观念为基础。
而张君劢的“同时代人”其实不少，稍后唯物史观派攻击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同样说其是“中世纪”的和“违反科学”的。彭述之说：“实验主义，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来，是一种变相的中世纪式的‘烦琐哲学’”；其“表面上带着民主主义和似是而非的激进的科学的面具，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保守的、专断的、反动的、违反科学精神的”。[57]彭氏言论最能表现当时的世风：第一要说对方旧，第二要说对方不科学；而其所用词汇也最能体现当时的价值判断——“激进”正确而“保守”错误。在这方面，一般被认为是“守旧”的张君劢其实非常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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