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对近代湖南人著名的“排外”形象，也还值得稍作界定。王尔敏观察到：湘军的成就，坚定了湖南人的“自信心与责任心，形成极端热忱的救世观念，为后日政治运动的动力源泉。”但他又提出：“因为自信心的增强，卫道的意识横亘胸臆；遂构成极深度的守旧的顽固势力，含有强烈的排外思想，而对所有的新事物新观念，无不深闭固拒，态度坚决，甲于各省。”[61]自信心与责任心何以会及怎样与趋新或保守发生逻辑联系，却未见说明。通常自信者既可守旧，也可趋新。张朋园就观察道：“湖南的保守派，其成就感与使命感绝不亚于维新派。”[62]
有意思的是，多数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一面说因湖南人排外，故对西方事物所知甚少；同时又说湖南封闭，故当地士人对外事了解不足，所以排外特甚。这在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历史当然不是逻辑地发展，士人的行为也并非总是理性的。但一般读书人的言行，总不能太出常轨。试想湖南人既然基本不知外事，何以要排外？而且排得那样厉害？同时还值得考究的是，湖南人究竟排的什么“外”？这个问题大概要以专文才能彻底解决，以下仅以与近代排外联系最密切的教案和涉教事件为例略作分析。
吕实强综合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60—1874）十五年间“中国官绅反教有关大事”约五百余条，湖南仅占六条，分别在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4条）、同治十三年（1874）。[63]据陈银崑的统计，1860—1874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284起，而湖南仅有5起，居第13位；在1875—1884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199起，而湖南仅有7起，与江苏并列第11位；在1885—1899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328起，而湖南有15起，与其余四省并列第6位。总计从1860—1899年，中国共发生教案811起，而湖南仅有27起，居第11位。[64]可以看出，湖南教案的确呈增长趋势，但总体说来，在全国尚不能算特别排外者。尤其是1860—1884年间湖南教案数量并不算多，实看不出湘军兴起导致湖南人排外的联系。
如果稍换视角，从涉教文件的数量（应能大体反映出涉教事件的多寡）来考察，仍可见与上述研究接近的结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据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有《教务教案档》，涉及戊戌年以前的凡六辑，共一万二千余页，其中“湖南教务”篇幅不过四百页，不论是与总量或与他省篇幅相较，都不能算特别多。下表更能具体说明之：
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五年湖南与各省涉教文字数量比较[65]
从表可以看出，在《天津条约》准教士入内地传教开初那几年间，湖南人大约不甚适应新形势，涉教事件偏多，但仍低于各省平均数（早期的涉教事件多受地方官鼓励，不一定代表民风）。此后直到光绪初年的十余年间湖南基本没有涉教事件，与其他省区涉教事件比前更有上升的情形适成反比。与前引吕、陈的统计数据参看，可知湖南这段时期确不以排外显。故说湘军兴起造成湖南人排外的说法，大致可确定为无根之谈。
约到19世纪80年代，湖南涉教文件开始激增，从不及各省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到超过平均数，其中光绪十三至二十一年间（1887—1895）超过平均数一倍。不过那正是周汉反教事件之时，档案文件主要为相关的揭帖。据张朋园的统计，这段时间湖南教案共五起，案件数似不能算高。[66]甲午后湖南涉教事件可见明显回落，又大大低于各省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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