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考察，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湖南涉教文件数量与各省平均数的比值为1∶0.72，与全不以排外著称的湖北持平而实际数字稍低。涉教文字的多少不一定完全反映是否排外的实际（比如湖北这段时期共有教案43起，就比湖南27起高得多，而文字的数量却非常接近），也有可能湖南民风的悍烈起了威慑作用，使传教士望而却步（这至少不适合于耶稣会士，盖成为殉道的烈士正是他们所向往的。同时，教案最多的四川省传教事业远比湖南发达也表明此说难立），也许更主要的是交通不便造成湖南的中外交往不多。总的说来，除周汉案这一特例外，从湘军兴起到戊戌变法时，统计数字似不支持湖南排外明显甚于他省这一习惯说法。
但湖南以排外著称又的确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要到1897年年底，才第一次有外国人获准正式在湖南的常德府居住，衙门张贴的保护告示说：奉旨保护传教士，今有两名美国传教士江爱德（，其华名提示着他约是江戴德即LymanD.Chapin之子侄）和卞良臣（）在西门外赁屋居住，签有租约。故此沿街布告，本府子民勿得骚扰生事。美国驻华代办就此报告说：“这是外国人在湖南定居的第一例，因此颇值得注意。湖南的面积约与堪萨斯州相等，其居民向以强烈仇外著称。”[67]皮锡瑞也指出：耶教发展遍及全世界，并“及于中国，惟湖南省城无教堂，外府州县亦多有之”。[68]
可以说，在甲午前的一定时期内，湖南确以排外著称，其排外的名声很可能因周汉事件而鹊起；且因为湖南反教活动以揭帖等文字方式表述为多，流传各省，故实际影响或大于其他一些省区。[69]但周汉反教案有其特殊性，传教事业在湖南并不发达，与周汉等反教的激烈，似乎提示着反教是否厉害与当地的开放及传教事业的发展不一定成正比。林能士注意到：与他省比较，湖南反洋教揭帖“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时居多，并且处处显示湖南与中国命运的关系”。[70]这最能说明湖南人的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正因为湖南本身几乎没有定居的传教士，故其反教只能以全国为对象，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防患于未然的意味。这与士人的文化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正因其注重文化竞争，故特别为外国人所关注。
实际上，湖南排外守旧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人协助形成的。《湖南时务学堂公启》说“海内海外”咸以守旧目湘士[71]，即揭示出外人参与了这一形象的塑造。以汉口为中心长期在两湖地区传教的杨格非（GriffithJohn）于1891年年底说：“湖南排外运动的领袖是所有进步事业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决心反对引进每一项新事物，不管其多么有利于中国。”[72]《万国公报》说：“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国闻报》也说：“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73]
前引江苏人关于湖南由旧变新的描述，也极有可能自西人处转手而来。他说：“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也。”[74]连“守旧党”的称谓，也是西来。该文后面屡引西人西报之说，可知作者相当熟悉西人言论。其称湘人“丕变”，也不排除转自西人。盖湖南人从守旧“幡然改变”为趋新，同样也为上引《万国公报》和《国闻报》消息所道及，似已成为在华外国人的共识（两报均承认地方官的作用，其中《万国公报》又特别强**会印刷品的功能）。杨格非也于1897年5月发现：“长沙的一些学生显现出对西方知识的真正渴望”，并相信湖南地方官“倾向于支持引进西学和每一种类的西方改良措施”。[75]
前已述及，湖南的开放与否，与排外似不构成正或反比例的关联。与本文关系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区的开放或排外与否，与新政是否推行的直接关联也并不紧密。湖南常德府的情形很能说明这一点。卞良臣报告1897年年末那里的情形说：“（当地）一切都非常平静地继续，人民友善，而官吏为保证我们平安甚为尽心。衙门走卒（Yamenrunners）每日仔细地照料我们。”他确信将保护传教的告示沿街张贴，是“这一封闭的省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福音和外国人开放的象征”。[76]
到1898年年初，江爱德进而报告说：“这里的居民对外国人比省内几乎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对外国人更友善。过去的一年中，可见甚大的觉醒（awakening，此词有明确的宗教含义）及对西方知识和事物的新需求。”其表现是“该城的士人正在组织学习英语的班级，并要求提供外国书籍，而更进步的人士已在讨论开通一条常德与汉口之间的轮船航线”。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巨大变迁和进步运动（forwardmovement，此语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证据。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变迁和运动并不仅仅与贸易和科学相关，因为同时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新兴趣。已有少数人受洗而皈依成为教徒，其他人也表现出兴趣并在探询关于主的意旨。毫无疑问，不论就贸易还是传教事业的目的而言，常德府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中心。”[77]
但常德人在新政期间似乎未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积极的态度，而省城的新派官绅在将新政往地方州县推进时，也并不特别考虑常德的特殊性。这很能说明开放与否与新政推行的直接关联实不紧密。在甲午战败的全国性大刺激下，以闭塞和排外著称的湖南独能努力推行新政，而开放得多的湖北便不如湖南那么热烈，号称更开放的广东和其他沿海省区大多未推行新政，已充分证明一个地区是否实行学术和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毋宁是地方官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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