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言，现代自由主义本与社会主义相通。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段”，正是从“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那几年。当时美国在华影响也一度高涨，外有威尔逊总统提倡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内有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都甚得中国读书人之心，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背叛”，同时断送了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途。中国人在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拿英美作榜样”，终转向更长久的“以俄为师”。[78]
陈独秀自己身上也体现了这一转折，他在1918年底尚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次年初即已感觉威尔逊提出的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故称其为“威大炮”。再到1920年秋，他进而主张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即“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此前中国或需要输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到那时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79]
前引陈独秀的自由主义表述，大致在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夕，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移，几乎在瞬间完成。但马克思主义绝非一两天可以速成，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即使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既“不懂，也不研究”。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80]此说实有依据，且不仅限于《向导》；《新青年》8卷3号上署名陈独秀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从文风到遣词用字，都与他此前（以及此后很多）文章不同，基本可以确定为代作；不论是否经其润色，最后定稿显然不出他手。[81]
或可以说，陈独秀不过是在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未系统掌握其理论。唯以其对学理一贯敏锐的感觉，他对马列主义也有大体的把握，并很快与自己的固有主张结合起来。他曾先后以为伦理思想和社会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通，成为他后来经常运用的解释工具（在反传统或“反封建”方面，“五四”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共党人的态度本甚接近）。同一理论也为他关于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的见解提供了新的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的手段，倒过来从国家机器（即旧政治）入手，去全面推翻旧文学和旧伦理。
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1927年被撤职。1929年，他因公开反对中共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却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一面从事抗战宣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在贫病交加中辗转流徙数年后，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82]类似的倾向在“五四”后的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想要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83]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入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年之后，中国的革命终指向了文化本身。这未必是陈独秀那一代人思想和言行的逻辑发展，唯苍穹之上，似隐约可闻“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那缥缈的余音——文化既是中国人长期的自负，也是其可以自负之所在；那曾经是形形色色中国读书人憧憬对象的革命，则是20世纪中国名副其实的一条主流。[84]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最具吸引力的“革命”也要在最高层次进行时，出现史无前例的“**”，似乎也可见其来有自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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