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曾访华并引起轰动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当时说，他眼望旗帜上飘动之流苏，便悬想到中国人的浪漫特性，进而企慕中国人的浪漫生活。但曾经编辑《国故学讨论集》的中国人许啸天却以为，浪漫性其实“并不是什么好名词”，反是“可以叫人嘲骂、叫人鄙弃的劣等人种的贱性”！因为，“生在如今科学精神极发达的时候，一天不发明，便一天得不到进步；你若不进步，便只好坐待着别人拿物质的实力来亡你的国、灭你的种。到那时候，且问你浪漫不浪漫？”许氏此语恐怕代表了民初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包括康有为）的观念：“浪漫”与“科学精神”固然有些对立的意谓；更重要的是，没有“物质的实力”，浪漫即由奢侈变为低劣的代称，带有挖苦的意思了。
不管泰戈尔悬想的中国人的特性和生活是否符合实际，他的原意当然是说好话；又不论他是真有此想，还是特意找出点什么来礼节性地奉承，其出于善意应无疑问。然而许啸天却读出了嘲骂和鄙弃的言外之意，这真有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反求诸己”固然是清季以还许多中国士人的共相，许氏的联想仍不免体现出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因而也提供了探讨“东方主义”之微妙复杂的例证。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即剖析建立在东西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人我之别（other &/vsself），但“东方”和“西方”对不同的具体对象其实可以有许多层次的含义，这是萨义德所不曾讨论的中国情形给我们的启发。
泰戈尔在西方人眼中当然是个东方人，可是因为他曾获欧洲文学大奖，对民初的多数中国读书人来说，他其实是作为“西方象征”或“西方代表”而来到中国的（若是亡国代表断无“资格”挖苦中国人）；这很有点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义德，他自己觉得在美国社会中仍是个“他人”（theother），如今却以西学正宗的“东方主义”观念风靡了中国士林（若从一般市井之见看，能作常春藤大学的讲座教授，绝对已融入美国社会主流，但萨义德所重却不止此，这是许多称引他的言论者所可注意的）。
本来“东方主义”是揭露和批判西方帝国主义者用他们的眼光加诸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人民，但近代中国从梁启超起的许多趋新学者却正好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是错的，反而认为用西方眼光或学习西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或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问题都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他们自觉并反复强调其胜过昔人之处。近代中国当然也有将西方“他人化”的西方主义倾向存在（我们本有夷夏之辨这一本土思想武器），但中国士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仍极为明显，且更居主流、持续得更长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标举自己研究问题的“新眼光”，虽名之以带普世性的“科学”，却并不讳言是西来的。这个问题拟另文专论，下面仅稍作简述。
前些年许多号称继承五四精神的学人说要将传统“创造转化”，不知五四人正要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顾颉刚晚年论其古史研究的意义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此文写在“**”结束后不久，虽有点特意从“革命工作”的角度诠释古史辨的时代特征，但基本观念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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