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中西二元对立观念本越来越得到强调（这里当然有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东方主义”的合力作用）；但由于中国在此二元观念中处于精神和物质皆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存在一种试图摆脱这一对立的长期努力。对清季民初的中国士人来说，“世界”概念的引入意味着中西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而前者的确立更提示着后者的部分解体。此后中西对立的二元观念仍然强有力，并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思维也始终存在，而且同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述，与二元思维竞争。
马尔库塞曾批判过“单向度”（onedimensional）思维并提出“解放想象力”的口号，许多人因而倾向于“双向度”的思维（我这样讨论“向度”未必马氏原意，此仅借喻而已）。其实如果进一步“解放想象力”，“三向度”甚而“多向度”的思维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的。近来西人所谓“第三”的言说逐渐流入中国，如关于“第三文化”[1]和“第三条道路”[2]的讨论便是。不过一般的“第三”多是在既存的二元“道路”或“文化”之外再增加一元，还不是充分的多元（已有人提出“第三”可以有许多，其实多就多，似不必一定保留或强调这个“第三”）；更有将其与所谓“中间道路”相提并论者，若“中间”则仍是在二元思维模式之内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体现出一种从二元思维模式走向多元思维的倾向。
想象力一旦得到“解放”，对许多事物便可以从多元角度理解：那些今天仍在提倡“启蒙”的读书人表面上似乎过分尊西，也正式把中国传统作为批判对象；但在他们的认知中，其思想武器“启蒙”却是“世界”的而非“西方”的。正是第三个“向度”的世界给了他们“自我批判”（在物质人层面，民族国家这一日益受到质疑的分类系统仍然得到确认，“世界人”毕竟是一个想象的范畴，至少仍是努力实现中的范畴）的勇气和力量。同样有意思的是，那些以“全球化”为思想武器的学人，其近日提出的关于国家民族的思考甚至具体措施上的建言反而相对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这类看似“矛盾”的现象正体现出思维的多元化，因而可以从“多向度”去认识和理解，实际上这些现象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表述出来吧。
从史学的视角看，正因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这样一种多元思维或隐或显的存在，正因为中国读书人长期具有超人超国的愿望，所以如今正在红火的“人我之别”说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的诠释力是相对有限的。在今日什么“他者”、什么“东方主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西方主义”）开始盛行于国中时，我们切勿只是跟着喊口号，恐怕还是要回到以实证为基础的取向，看看时人心目中的“他人”和“自我”到底如何。
这当然绝非否认“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启发。其实，跳出当年士人至为关注的中西新旧之分而从人我之别的新视角考察历史现象，的确可以带来一些前所忽略的新认识。不过，这仍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若将人我之别的研究思路与新文化人已有的多元思路结合起来，则对我们的研究可以有更大的启发，相信还会有更进一步也更宽阔的认识。对后之研究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等于开辟了一个超二元的多元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增加一元而成三元，而是可以进一步开放的，其他因素也可引入这一分析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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