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一点，当女性（应当不只是“先进”的女性）的声音被认真引入我们的史学言说时，我们也许会发现，昔年读书人看重的或者不仅是妇女解放，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势”的时空里引入女性的“话语”，是否意味着在中西、新旧等的（男性）二元对立中出现了第三种声音，从而也就打破了二元思维而导向一种多元思维呢？从这一视角看五四后期提出的“模拉尔小姐”的口号，不论提倡者的初衷何在，多少总体现了一种欲与德、赛二“先生”有所区别的愿望（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会说这一口号之所以未能流行，正因男性“话语权势”的控制力太强）。
同样，在尊西趋新的大潮下，近代中国人实际最热衷学习的榜样却是既象征着“西方”而西方认同又不那么明显的俄国和日本，这中间是否有俄、日两国的道路在中西二元对立中隐约意味着不中不西的认同，因而更能适应中国士人尊西而不失为中的心态这一潜在因素的作用呢？类似的题材尚多，如近代一度复苏的夷夏之辨、文野之分这类传统观念，特别是近代才得到凸显的中西、新旧、体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或者都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或更多的参照系进行观察（当然是在承认前人的实际关注的确基本是二元的这一前提之下）。
这些都不过是我带有悬想意味的一孔偏见，但多元的思路可以给予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学科”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成分已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以更广泛的关注范围和更开放的研究思路，可能导致一种对近代中国更加全面深入也更接近历史状况的认知，却是可以肯定的。实际上，这样一种对近代中国更切实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今日的“国情”，因为如前所述，我们今日的很多现象不过是20世纪初年甚至更早的历史因素的延续和发展而已。
上面这些想法多是阅读萨义德《东方主义》得到的启发，如今此书终于出了中译本，的确是一件有功德于学界的好事。有意思的是译者名其为《东方学》，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铭铭认为一般将书名Orientalism译作“东方主义”“其实起了一种误导作用，而译为‘东方学’则是非常好的尝试”。陈燕谷则认为书名“译成‘东方学’或‘东方主义’都是可以的”，惟“‘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严格的定义和范围界限，这是萨义德在本书中研究的重点，但是本书在任何一部分都不局限于‘东方学’，还包括许多文学内容以及政治家的言论和政策等，这都不属于‘东方学’研究范畴”。故他“更倾向于用‘东方主义’，它的意义要模糊一些，涵盖面大一些，可基本概括本书的全部内容”。[3]
窃以为这一标新立异的译法不但不是“非常好的尝试”，实在是个“非常不好的尝试”。英文的ism是否一定译为“主义”当然还可商榷，但一般而言，“主义”是有倾向的，而“学”则至少理论上可以是中立的（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或不同意）。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本身和萨义德自己的诠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东方主义”是指西方“帝国主义”者在文字表述中用他们的眼光加诸欧洲人眼中近东或今日中东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人民，萨义德则通过对西方作品的剖析对此进行揭露和批判，且并不掩饰本人的倾向性（虽然这一倾向性在1993年出版《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可见明显的淡化，但他在1994年为《东方主义》新版之《跋》中仍不隐讳其倾向性）。以“东方学”译“东方主义”，即有意无意间抽掉了原说的倾向性，实际等于修改了立说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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