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萨义德在原书结尾处曾说，对东方主义的应答不是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这一因东方主义而产生的对应新词近年来在西方的使用日渐频繁，已被一些人用作书名文名（如J.,ed.,Occidentalism:ImagesoftheWest）。译者在《东方学》一书中正是援例将其译为“西方学”（422页），但萨义德本人恐怕不会同意这个译法，因为他这里绝对不是在说“作为一个学科的西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那些后来的使用者更不会同意，盖不仅其论著主要皆不在讨论东方的“西方学”，实际上不论在阿拉伯东方还是在东亚根本便不曾有类似欧洲东方学那样的学科建制（neitheracademicinstitutionsnoranacademicdiscipline）存在。若谓这些使用新词的西人或用英语写作的非西方人都未能理解萨义德的原义，似乎不免太低估他们的英语阅读能力；不过他们中的多数确实不通中文（然至少有一位华裔XiaomeiChen近年因专论中国的“西方主义”而颇为人称引），也许我们在用中文“表述”他们时应当更谨慎一些？
我历来以为在今日西文并不普及尤其多数读书人尚无购买西文原著之经济能力的实际情形下，所有西方名著的翻译都是属于有益于学人的“积德”之事，所以向不敢挑剔西书的翻译。不过萨义德此书在我们学界真可以说已被“久仰”，唯过去其中的观念多被有西文阅读能力又能接触到此书的数量不多的人所“垄断”，中译本的出版可以预期会迅速产生较前更广泛的影响（不少以前无法读或读到原著的人在一般的学力、识力甚或智力方面恐怕是胜过一些“垄断者”的），则其可能或已经产生的“误导作用”实在不容忽视。以我们贯穿整个20世纪的尊西倾向看，此书再版的可能性极大，我诚恳建议译者和出版社考虑是否改译为“东方主义”或其他更不引起“误导作用”的译名。
译书者与上面两位赞扬或勉强接受“东方学”译法的学者显然不是不解西学（从其言论看应该还是以西学见长的），两位评论者也绝非未看原书就随意立论，则其何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和见解便引起我的兴趣了。如前所述，清季以还中国读书人长期具有一种“超人超国”的愿望，特别民初读书人每见有东西二元对立的观念便不自觉地要将其修饰到不那么二元的地步。“东方学”当然就比“东方主义”要超然许多，也许这即是影响上述学者的一个潜存因素？
这方面另一个例子是近有学人反对以“认同”来译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identity一词，而主张译作“特性”：因为“英文Identity意思很明确，是指一个人一事物区别于他人他事的内在属性”，而“［中文］‘认同’是人们对外在事物表示‘认可赞同’”。[5]这位提出异议者自称以法文为专业，文章且写于巴黎，想来西学也是其所长。然而亨廷顿所用的似乎不仅仅是“英文Identity”，而是由美国心理分析学家艾瑞克森（）发展出（又被许多学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本身通常还包括toidentify这一行为过程的含义在。若从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现在通用的字义看，“认同”这一译法虽然未必就十分精确，比“特性”显然远更接近原义。
本来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一个特定西方术语的中译，相信很少有人会将其理解为“认可赞同”。其实现在西人在类似意义上使用“认同”一词已相当广泛，且已出现构建（两）性认同的“话语”。FrankDiktter近年著有一书，即名为Sex,Culture,andModernityinChina:MedicalScienceandtheConstructionofSexualIdentitiesintheEarlyRepublicanPeriod，若将这里的identity译作“特性”，则“构建（两）性特性”一语是不是有点费解？但“特性”当然比“认同”更具“超人超国”意味，我不敢说这位提出异议者一定就具有类似的心态，然而这却引起我的思考：我们真的已经“超越五四”了吗？
（原刊《读书》，2000年第4期）
[1] 徐贲：《第三文化》，载《读书》，1998（5）。
[2] 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读书》，1999（4）。
[3] 王铭铭、陈燕谷的争论，均见《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08-24。
[4]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后引该书仅注页码，不另出注。
[5] 河清：《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载《读书》，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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